我就这么昏天黑地地跟师傅们混过了一年，当一个工人诗人的梦，早就不想了。不过日子实在太乏味，总得找点有点意思的事情干干吧?我发现车间里有几位工友跟我一样，都喜欢读书，可是文革中几乎所有的书都被烧毁了，到哪里去找书?正好，有一本手抄本《第二次握手》，在青年工人中间悄悄传阅。通过传看这本手抄本，我们几个人自发地组成了一个松散的读书小组，约定谁手上有好书，就互相传阅，读过后还可以互相交流看法。这个读书小组中有个师范毕业生，还有白灰工段的女工马丽君、乔继霞、宋亚琴等人。我后来才知道，文革后期至1978年，全国各地都有不少这样的读书小组，拥有图书最多的，是北京青年。他们毕竟生活在北京，许多高干、高知家里都藏有大量的中外名著，可以偷出来悄悄传看。此外还有钟阿城这样的书虫，一个人钻进西单书店，淘一些怪异的书读，想法也就与众不同。湖南的韩少功一拨人，居然爬进书库，偷出一大堆书来读。他们早已在怀疑文革。贵州的金观涛、周国平这些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已经在用书信的方式，秘密探讨一些重大的问题。比较起来，远在边荒之地兰州的我们这些青工，可读的书实在是太少了。
正因为书少，我读《第二次握手》才入了迷。入迷到什么程度?这部小说劈头就描述了这么一个情节：女青年丁洁琼一次掉进河里，被男青年苏冠兰救起，二人产生热烈的爱情……虽然丁、苏二人的爱情最终以悲剧告终，但我还是被这个情节彻底打动了，于是每天下班后就坐在厂外的黄河边，等待哪位不开眼的姑娘掉进河里，我也来个英雄救美，然后……可气的是，所有的姑娘思维都很正常，我在河边苦等了一个夏季又一个秋季，从来没碰上哪位姑娘想不开。唉!这事儿弄的，都有点不好意思见人了。
这本小说还有一个效果：它让我们这些青年工人看到了一个新鲜无比的科学家的世界：苏步青、华罗庚、钱学森、钱三强……以及原子物理学家丁洁琼、医学教授苏冠兰。我琢磨着，是这些科学家，让我们对数学、物理、医学产生了从来没有过的兴趣。没有这些东西垫底，我们也不会对后来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产生那么强烈的兴趣。我想，这就是最初的启蒙吧?那时我不知道，这本小说的作者张扬，差点被枪毙。
我前面说过，对粉碎“四人帮”，我们并不全然在意。但没成想，这回的事情在慢慢演变着。邓小平复出。他和一群“扳道工”正在拼尽全力，把中国这列出轨的列车往轨道上扳。到了1977年底，传来了一个大好消息：高考制度恢复了!我们这些青年工人都可以报考大学!这无疑是给千百万在自己的人生荒原上迷茫无着的青年展开了一条大路。但起初，考大学对我们来说还是有点高不可攀的感觉。又一想，试试又何妨?不就是个失败嘛!好歹咱也有个赶考进士的感觉。就这么着，我们这个读书小组的成员，大部分报了名。离考试的时间只有一个多月，我们谁都没有课本，还要天天按时烧白灰、炼电石。好不容易七拼八凑找来两本数学、物理、化学合编的复习资料，我们相互传借，开始了所谓的“复习”。五六年插队、做工的经历，大家的功课都忘得差不多了。我甚至仗着年少轻狂，当起了大家的义务辅导员。
这年年底，我们在西固兰化公司中学一间教室里参加了高考。考完了，谁都觉得自己没戏，很快就把这事给忘了。班照上，澡照洗，日子照过，管他别人怎么猜测。
翻过年，一张油印的巴掌大的录取通知书下来了。全厂众多考生中只录取了三人，我是其中之一：甘肃师范大学中文系。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这怎么可能?!且不说我考得并不咋样，关键是政审也过不了关呀!我的父亲在抗战时期曾经参加青年军，当过炮长，差点作为中国远征军的一员去了缅甸。文革中，他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我也因此背了挂落。莫非这些“污点”都不要紧了?世道真的有些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