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要离开兰维厂，离开我的同患难的兄弟姐妹和师傅们，特别是读书小组的几个姑娘，我突然觉得异常伤感，想掉眼泪，都有点儿不想走了。我想留下来，帮助读书小组那几个没考上的姑娘复习，来年大伙儿一起再考。我自己走了，留下这些苦难的兄弟姐妹在厂里继续受苦，这算怎么回事?
可是我不能保证来年还能考上，这唯一的机会不敢放弃。事已如此，最后商定，我先走，到学校后给他们准备充裕的复习资料，帮助他们再考，直到每一个人都考上为止。
依依惜别的日子非常难忘。我始终记得他们的临别之语和黯然的表情。
让我做梦也没想到的是，就在临别之际，我遭遇了突如其来的初恋。那个月明星稀的夜晚，漫步在黄河边的悠长马路上，当那个长辫子的俊俏姑娘低着头含羞地忽然说“我拿不出什么东西来送你，就送你一颗心吧”时，我突然被打懵了，击昏了，傻了。
再后来，就像所有的爱情故事一样，我们的故事也以悲怆的音符画上了句号。许多年过去了，我仍然清晰地记得那个美好的夜晚。
需要交代一句的是，两年后，我们这个读书小组的几位成员，一位考上了中央民族大学法律系，两位考进了电视大学。其他的人还在厂里烧石灰炼电石，直到下岗。
我最终还是失信了。
2012年秋天，在离开兰维厂三十四年后，我重回厂子，看到的是这样一幅情景：当年炉火熊熊、人声鼎沸的电石车间已空寂无人，地上堆满了煤炭，变成了一片卖煤的场地。白灰高炉还孤独地矗立在灰色的天空下。电石车间已是被遗弃在黄河边上的一片废墟。兰维厂已经奄奄一息。厂房、机器仍在，然而人去楼空。昔日青工们饭后徜徉、谈对象的中心路段，已是两溜卖菜的摊点。往日的青年工人们都成了下岗的摊贩或者靠微薄退休金过活的老人。在闲坐的人群中，我好不容易认出了一个旧日一起进电石车间的工友达朝志。他告诉我，兰维厂后来很红火过一阵子，1994年前后达到高峰，厂里生产的电石、聚乙烯、维尼纶三种产品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工人们的收入也水涨船高。1996年与亚盛集团整合以后，厂子的境况就越来越不行了。大批工人下岗，还有一部分技术骨干工人去了宁夏和南方的维尼纶厂。他自己早就下岗了，现在就等快点老去，熬到55岁就可以拿到退休金。钱虽然不多，但好歹总比现在每月领几百元低保强些。他还告诉我，白灰工段的乔继霞——我当然记得，那个用好听的兰州话柔软地叫我“小管小管”的长辫子美丽姑娘——嫁给了市里一个工人。早些年因患乳腺癌无钱医治，早早离世。张副段长，那个干活、打架都玩命的年轻的“老”师傅，一次上班时被钢丝绳打断腿骨，回到老家养伤，不治身亡。大韩师傅终于娶了一位妻子，携妻回了山东老家。宋亚琴后来成了兰维厂电视大学的老师。我的唯一一位留在厂里的女同学，下岗后闲居在家，家徒四壁，郁郁寡欢。她的女儿大学毕业后怎么也找不到工作，蒙厂里安排，月薪1200元。曾经在我口粮定量不够吃时给我送过饭票的“三八红旗手”李爱华，嫁给了一个“渣男”，不久离婚，又首批下岗，在兰州市开过饭馆，在张掖照顾父母多年，如今仍在为给儿子买套房子结婚而一点点攒着钱。
旧景不再，斯人已逝。几十年来，我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但我始终记得他们，记得那些陪伴我走过一段青春路程的亲爱的人们。
三
我进入大学的1978年初，是整个民族的精神被激活的年代。在与工厂环境截然不同的大学校园里，我受到了那个时代独立思考风气的强烈熏陶。仿佛是一个在岩洞里待久了的人，爬出幽暗跑到崖边，看到江河横流，天地高阔，山峦起伏，胸襟一下子开阔起来。到大学毕业时，我仿佛已经换了一个人，骨头里渗入了钢质，不再是当年那个懵懂、单纯、懦弱的青年了。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甘肃省文联，有幸参与了《当代文艺思潮》杂志的创刊及其后六年的编辑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