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爸在公共厕所洗完澡，刚好出来，见此情景，马上过去解围：“嘛无事找事，满街都在熏腊肉，我们这个院子就不能熏了?”程主任最服老爸：两人都是部队下来的，爸是抗日，程主任打老蒋，又都喜欢喝酒，交情更不在话下。爸因是军校出身，更让程主任佩服得五体投地。当时，爸的官还大一些。程主任说：“书记，你说了就算嘛。”爸说：“春节还是得喝台酒。”程主任忙说：“那是，那是。”
爸一边往家走，一边拍了一下大妹：“今后这种事不要出来看了。”大妹羞涩地笑了一下。
哥一直拿着本书在旁边看，第二天，忽然对我说了句：“大妹笑起来好看。”
不是川渝一带的人，很难理解汤圆对过年的重要性。简单来说，北方的饺子，南方的汤圆。在我家，推汤圆尤其有仪式感。
从腊月开始，一有太阳，外婆就把糯米倒进簸箕，戴上老花镜，坐在天井里开始清理沙子、草根、谷壳。一点一点，往往要用好几天时间。这之后，要用水浸泡糯米。那一年，院子里已有了自来水，但是绝不能用，需到城外的大水井里挑来。
糯米泡上，就要开始洗磨子。磨子好久没用了，我与哥把磨心卸下来，婆用刷把就着水，开始死劲地刷，刷一阵子就用鼻子凑上去嗅嗅，直到最后她说一句“好了”，磨子才算洗干净。
泡软的糯米每次往磨眼里放多少是有讲究的。外婆亲自掌勺，我和哥轮流推磨，一会儿工夫，脸就涨得通红，头上也热气腾腾，小袄也脱下来了。五斤米，两个小时下来，我俩已经气喘吁吁。米浆流进一只白布口袋后，被扎住口，放在磨盘上用磨心压住，把水分慢慢榨干。
按旧俗，过年一入腊月就开始一步一步走向春节，只不过那个时代省约了很多环节，也只过得起一个春节了。
推完汤圆，就是准备年夜饭。
我们那地方的人，从腊月二十八就开始吃年饭，以满足娘家、婆家的团圆。我家的团年饭总是大年三十才吃。
这天，妈算了一下，还差一斤豆腐干，两个猪蹄。妈对我和哥说：“三去买豆腐干，大娃去排队买猪蹄。”妈又说：“早点起来，晚了就卖完了。”又叮嘱哥给“罗胖子”说一句好话：“看在你爸的面上，给两只后腿。”
我有点儿激动，又有点儿压力，早上四点就醒了。我握着妈给的一张食品票和五毛钱，去北门外的豆腐门市。
我要从南门走到北门，街上的路灯还没开，全靠手电筒的光照在石板路上的反光。我一路上喘着气，由于天太冷，呼出的气都是白色的。到了门市前，已有好几个人在排队了。我赶紧贴上去，陆陆续续地，又有好些人排上了队。天寒地冻，排队的人哈着气，跺着脚。
七点应该开门，店里的人也进去了。一个人走到排队的前列，说这些位置都是我的——前八个。后面的人闹了起来。这人等了一会儿说：“你们看，这八块石头就是我排的队。”正说的当头，豆腐门市里出来一个人，一半的人也就不敢说话了。
有人私语，这是门市部的主任，那个用石头排队的是他的儿子。
主任走出来，看了看长长的排队人群，拍了儿子一耳光，说：“前面是四个排队，郎个成八个了?又是你那帮难兄难弟!我们要服务人民，不是服务同学兄弟!”
门市部的门开了，前面的人拿了四份走了，有人嘀咕，被站在案板后面的主任盯了一眼，也不吭声了。我很紧张地贴着前面的人，终于到了我，我把票和钱递进去，拿着一斤豆干挤出队伍。走出人群，一眼就看到爸站在后面。爸把我挤歪的帽子扶正，然后说：“不要怕，今天你要买不到豆干，老子非收拾他不可。”
我和爸回到家，哥与大妹也回来了。哥买回了两只猪后腿，外婆与妈都很高兴。爸说：“‘罗胖子’这个人还是不势利。”又对大妹说：“给你爸说，今年就一起过年了。”大妹红着脸，不住地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