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乡亲，我从不喊他食指，总是叫他路生哥。
十年前，我去坐落在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北大桥东侧的北京第三福利院(收养“三无”复退军人中的精神病人及社会精神病人)，看望我的乡亲路生哥。天正炎热，病着的路生似乎被久违的乡音阴凉着，忧郁的眸子里就有了一种童稚般的喜色。
返鲁的火车上，读着路生的诗，就好像我们还没有告别。夜深了，灯熄了，我就靠坐在卧铺车厢洗脸间的台壁上读他的诗。一本《诗探索金库·食指卷》，竟让这个不眠之夜显得如此短暂，车轮与钢轨间轻轻的咯噔声，似乎就是我们心灵契合的絮语。
一颗伤痛无告的心灵，一个悲苦无依的灵魂，就这样在这个冷漠坚硬的世上碎着、醒着，醒着、碎着。哪怕稍稍让心结一个薄薄的壳，也能减轻些许的苦痛罢?虽然比寒风冷得多的是人们的心，虽然他清醒地知道自己，“只是那些不公正的年代里，一个无足轻重的牺牲品”，可是这个苦人，却愈加地让心肠柔软起来，哪怕被逼疯了，还是让这副柔软的心肠善待着这个冰凉的世间。于是，这心底的创伤与痛楚，也就越发的深切了。
有雨从车窗上急速地流下，可是诗中涟涟的泪水，打湿了这个闷热的夏夜?他说眼泪是他最贴心的爱人，他说自己的诗句尽是伤感的泪水串成。在他的眼里，枯枝上的露水，会“像眼泪一样晶莹”，酒杯里满斟着“苦涩的眼泪”，黎明时分的草儿，会“带着夜间痛苦的泪痕”，就连恋人也是一片“被泪水打湿的树叶”。总也流不完的眼泪，是从他开始写诗的当儿就汩汩地涌流不止了。写于1967年的《鱼儿三部曲》中，那群为了争取“自由的呼吸”权力，而在冷漠的冰层下反抗、追寻至死的鱼群，满眼都是“痛苦和欢欣的眼泪”。当无边的冰层与狰狞的网绳堵塞了鱼儿的所有生途的时候，绝望的鱼儿，仍然是含着眼泪发问：春天在哪儿啊?反抗的鱼儿死了，死在蛮横的冰封之下。死亡，在诗人这里似乎不是终结而是一个开始——那束冬日里最后一抹淡淡的阳光，也忍不住“含泪”抚摸着鱼儿带血的双鳍;黑夜里悬垂的星斗，也像晶莹的“眼泪”，表达着真挚的友情;还有无风自落的新春的绿叶、“泪滴”一样的细雨和流着“眼泪”的水蟒，都向死在争取自由与光明路上的鱼儿，表达着深长的同情与敬意。
他让我想起一种鸟。这种鸟，从它独立飞翔的那一刻起，就在寻找荆棘树，一切的坎坷都无法阻止它的寻找。一旦找到，便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身体，整个儿扎进荆棘树上那根最长、最尖、最硬的刺上。深深地扎进去，便和着渗出的血，在荒蛮的荆棘丛中孤独地纵情啼唱。这是连石头也会动容的至情至性之歌，与此相较，鸣唱大师云雀和夜莺都会黯然失色。这种鸟叫荆棘鸟。
路生不也是一只荆棘鸟吗?他是在荆棘丛生的地方歌唱，他是在将最长、最尖、最硬的苦难之刺深深地扎进胸膛时的歌唱，他的诗歌，也便不能不是和着血泪的歌唱。
70年代初，诗人精神分裂。80年代中期，病情继续加重。1989年2月，疼爱他并照料他按时吃药的母亲时维元病逝，极度忧伤的郭路生陷入绝境，不得不住进精神病院，并且一住就是十二年。唯一幸运的是，那把将他与世隔绝的铁锁，并不能彻底将他的思想与情感窒息。
是谁拯救了他?是诗吧。诗是他的自由王国，在这里，一切的苦难都可以得到平复，包括被重压压得四分五裂的精神。为了获得丁点儿独自思索的机会，他会拖长蹲马桶的时间。但是不行，总会有病友蹲在他的跟前，面对面，等待他吸过的烟蒂。是他主动承当起了全病区病人的义务洗碗工，为的就是能够在餐厅里独自呆上一些时间，读书，写诗，吸烟，遐想。没有热水，为了洗碗，哪年冬天路生的双手不布满着裂开的口子?不光洗碗，还要连带着擦拭餐厅与楼梯。三伏天里，哪回擦拭不是汗如雨下、滴湿了餐厅与楼梯?但是路生干得尽心尽力，因为干完了活，就会有一会儿独自享用的时间在等他。
拯救他的，也许还有他那已经去世的妈妈。是妈妈在行军的路上生下了他，使他有了“路生”的名字。甚至那块妈妈用几十块布头缝制的尿垫，还会常常出现在他遐想的溪流中。只是吃药时分，再也看不到妈妈那双拿药的温暖的手和期待的眼神。看不见妈妈，却依然能够听到妈妈那不逝的声音。“欲寄君衣君不还，不寄君衣君又寒。寄与不寄间，妾身千万难”，早在儿时，妈妈就通过吟咏，将诗歌的因子植入在儿子的心间。“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与吾形相依，死而魂不与吾梦相接。吾实为之，其又何尤!彼苍天者，曷其有极”，早在少年时代，是妈妈常常吟唱的韩愈《祭十二郎文》，将一种人间的真情，播种在儿子的心田。如今，儿子疯了。儿子疯了吗?有妈妈的爱在心中藏着，儿子即使疯了也不会沉沦。听啊妈妈，儿子在为你一遍遍地歌唱：“妈妈，您的慈祥/是儿心上的太阳。”
当我回到山东，是那样的放心不下。于是就邀他回家。他是多么地兴奋啊，我能感到，电话那头，他似乎都跳了起来。他终于在离家三十多年之后，重又回到老家来，回到入伍之地山东济宁，回到儿时生长之地济宁市鱼台县程庄寨村。照料并陪伴他一起来的，是心肠与他一样柔软的诗人林莽和作家刘福春。
一条草绿的军裤皱着，右裤腿还卷在脚脖上，胡子零乱，光着的头上已经长出了寸长的白发黑发，一副潦倒的样子。但是乡亲们却是那样隆重地迎接他，那样深情地拥抱他。刚下车，他那在精神病院摔伤过的腿就一下摔跪在地上。我们拉他扶他，他说就让我向乡亲父老跪拜一次吧。
虽然家乡大学的师生们，流着泪朗诵他的诗歌，虽然程庄寨全村的人围拥着他，让舒心的乡音淹没着他——可是终归得走哇，来就意味着走。路生，还记得分别前的那个夜晚吗?我们在济宁市老运河边上的一个地摊上吃饭，吃济宁的名吃甏肉干饭，就着玉堂酱菜喝孔府宴酒。知道你病着，不能喝酒，谁也不劝酒，你却喝了一杯又一杯。知道你病着，要按时吃药、按时作息，几次催你回宾馆就寝。可是你就是不走，怎么也不舍得离开那张地桌和桌前的马扎。12点了，劝你，你不走。已是夜里两点了，劝你，你还是不走。你说：“这饭多好吃呀，这酒多好喝呀，这话多好听呀!”还有一句话，你没有说出口，那就是：回去了，又得回到锁着铁锁的精神病院里。
终于还是得走，重新走入精神病院里。从此，那个运河岸边的地摊，地摊上恋恋不舍的路生，便铜雕一样地突兀在我的记忆里。从此，我便默默地关注着这个“历尽磨难，写那些苦难诗篇”的人(食指诗《当你老了》)。
零星地看到他的诗，就会读了又读，几天里都会让莫名的高兴与激动驾着心性：那个擦地洗碗的路生还好着。
陆续地，又看到了《华人文化世界》上，以“一代诗魂郭路生”为题的大型报道。看到了他获得了1998年唯一的文友文学奖，获奖词是：“他在他的时代里，独立承担了一位大诗人所应承担的。”看到了他于2001年4月28日，与已故诗人海子同获第二届人民文学奖。紧接着，5月25日，又看到了《南方周末》上《食指：将痛苦变成诗篇》的长篇报道，当然也知道他于2002年的5月，与一位叫翟寒乐的女性结婚……
让我猝不及料的，是在他上次回家来十年之后，我突然接到了济南朋友的电话，说食指马上就到济宁!
我到天德饭店去等他，他却已经等在了大厅里：竟然这样精神，比十年前还显得年轻!清清爽爽的衣着，清清爽爽的神情，白底蓝条的衬衣一尘不染，胡子刚刚刮过，还留起了头发，曾经蓄满着忧郁与惊恐的眸子，也新生了从容与安详。
我一下子就明白了，这个苦人，一定是获得了爱情。肯定是那个叫翟寒乐的女子，改变了路生。
刚进房间，他就指着一位白净干练的女性介绍：老伴寒乐。“老伴寒乐”，这是将余生全部托付的称谓了。坐下，才聊了一会，路生就忍不住要求：“木生，我给你朗诵一首诗吧?”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在中国诗人里，路生也许是唯一一个能够全部背诵自己诗歌的人，哪怕是长诗、甚至是几十年前写就的长诗，他都可以一字不落、一字不错地随时背诵。而且他的略微沙哑又满含磁性的声音，将轻重缓急搭配得如同河流的自然流动般跌宕起伏，从而让人与诗(诵者与诗、听者与诗)，相融而成为一种新的生命。这不仅赖于超强的记忆，更赖于他是在把诗歌的创造当作生命的唯一。
于是，这个小小的、静静的房间，便在他的诵读声里，成为江河蜿蜒的大地：“冬日的阳光——给寒乐：你是否感受到了冬日的阳光/我可早已嗅到了她的芬芳”这个独自苦寒了大半辈子的人，这个流放自己也被情感流放的人，就这样用整个生命嗅到了冬日阳光的芬芳，在经烘晒变暖的新鲜空气里，在吸足了阳光后略带糊香的衣被上。不仅嗅到了冬阳的芬芳，还看懂了被人忽略的冬阳那特别美丽的颜色，“浅浅白白地加上稍许的鹅黄”。因为这个芬芳的、浅白中略带鹅黄的冬日的阳光，是这个哈气成冰的隆冬里唯一的暖色，也就成了人世间唯一的祈盼与希望。这样暖暖的冬日的阳光，却又总是“淡淡的”，有着不躁动也不张狂的性格。更何况，她还“已经悄悄地退出了朝南的门窗”，这冬日的阳光，也就越发地珍贵了。当他那独特的、略带沙哑饱含磁性的声音，诵读出“可得好好珍惜这暖暖的冬阳”时，我听到了江河向大地的绵绵地滔滔的倾诉。
第二天上午的诗歌朗诵会上，路生当着数千名家乡的师生，又一次朗诵《冬日的阳光——给寒乐》。
午饭时，路生站起身，请求再一次朗读《冬日的阳光——给寒乐》。声音不大，喧哗的餐厅却一下安静下来。
这首诗，初稿于2002年、定稿于2003年2月2日。我不知道路生已经朗读过多少遍，也不知道翟寒乐已经听了多少遍。可是饭桌旁，朗读的路生，眼睛潮润着，而努力控制着自己的寒乐，噙着的泪水就在眶中晃着。
我不知道初稿写于2002年的哪月哪天。就是这一年的3月21日，翟寒乐来到精神病院，牵住路生的手说：“咱们出院，走，跟我走。”两个月后，他们正式结婚。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翟寒乐就开始注意到了这个笔名叫食指的苦人。他的诗打动了她，他的好打动了她，他的苦难和他苦难时的挣扎与抗争更打动了她。她不断地到精神病院来看望路生，给他带来食品、水果、烟和书籍，当然也带来女性的温暖、体贴和爱。其实寒乐也是个苦人，十五岁只身从河南来北京当兵，转业、工作，成家、离异，备尝了生活的艰难与坎壈。但是这个难着也苦着的女子，却把手伸给无依无助的路生，说：“咱们出院，走，跟我走。”
路生的眼还潮着，寒乐的泪还噙着，望着他们，我在心里说：“谢谢啊嫂子，你就是俺济宁的媳妇了。”
匆匆地，他们来了又走了。分别的时候，我握住路生的手，说：“我一定要去北京看看你们的家。”
今年6月28日，还是一个炎热的日子，我又去北京看望我的乡亲路生哥。知道我已在北京西站，电话那头的路生便一遍遍地嘱咐开了：“坐特6，到北农大，转512路，到上庄乡下车。记住，先乘特6，到北农大上了512路车就往我家打个电话，我去上庄站等你。”
想不到这样远。不到10点出门，到达上庄已是下午1点半了。闷热，无风，毒毒的太阳下，路生就坐在路旁的石头上等，手里端着一个满是茶锈的水杯。他们的家就在一块庄稼地头的一号楼的五楼上，打开门，家的味道扑面而来。各种书刊，随意地放在沙发上、桌子上、床头上;茶几上有一小筐他们都爱吃的蒜头;小小的阳台上挤满了葱茏的绿色;门厅正中、沙发的上方，是韩美林浓墨写就的“万千潇洒”的横幅。
这就是他们自己的家，远远地藏在北京西北郊的一片庄稼地头。
寒乐上班去了，我们哥俩便都脱去上衣光起膀子。我真是饿坏了，一会儿工夫便就着大蒜吃完了五个肉馅大包子，喝光了一小盆大米稀饭。
他们相中这个地方，不仅因为房子便宜(每平方才两千多元)，还因为远离北京，可以摒除无谓的“热闹”与应酬，能够安静地创作与生活。虽然这套八十多平米的住房没有产权，只能住五十年，但是在路生眼里，却是比天堂还要珍贵。两个人的月收入加起来也就是两千多元，当然买不起高档家具，也无法进行豪华装修。路生回忆说，为了省钱，他们在大冷的天一起坐农用车进城挑选装修的材料，从一块板条到一颗钉子，都是两个人反复掂量后选下的。路生打量着自己的家，感慨道：“一趟又一趟，多亏了寒乐，也真是苦了寒乐，多冷的天啊，又那么远，来回一趟光是花在路上的时间就有四五个小时。”
虽然风扇吹着，知了的歌唱还是从窗外透了进来，我忍不住说：“真静啊。”“我就喜欢这个安静，前些日子中央电视台要来采访，被我们拒绝了”，路生说。他们不光是怕被打扰，还怕因此打扰了四邻。楼梯间和楼前的公共卫生，路生总是主动打扫。不用自己付费的楼间灯，他也会半夜里起来关上。寒乐曾说：乘公交车，路生总要让座，我怕他的伤腿受不了，就得随时准备抢着让座。寒乐还说，路生尤其对弱势群体体贴有加，蹬三轮的，收废品的，他都会对其格外地关心。看到卖菜大姐的孩子冻红了手，他就会忍不住上前问候。就为了差了卖菜大姐一毛钱，耽误了吃饭也要送去。寒乐嗔怪地说：“我劝他下次买菜补上，就是不听，说人家卖个菜多不容易。”
三个多小时过得飞快。路生到底还是忍不住说：“木生，我给你朗诵一首写好后还没有发表过的诗吧，题目是《家——五十多岁才有的家》。”世界仿佛已不存在，只有他那独特的声音，在敲击着心灵之钟：“雪夜归来，开了门，家中暖融融/拉开灯，光线很柔和，心头一明/拍打去身上的积雪，脱掉外衣裤/感到外衣罩裤上空气很重//……水烧开了，老伴为我沏好茶/我专注着茶叶在杯中起伏飘零/心随茶叶一片一片地沉下去/房间内还有钟表嗒嗒的响声//多好的心灵滋养和体力康复/我深感到劳累后彻底地放松/掐灭烫人的烟头，喝上一口茶/从里到外，透着自在从容。”
告别的时候，已是夕阳西下。路生拖着微瘸的腿，送了再送，一直送到512公交车的站牌下。公交车开动了走远了，我还看见他微驼着背在夕阳里站着。
又是返鲁的火车上，还是读着郭路生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名诗人选集·食指》。
我又听到了他在精神病院里愤怒的呼号：“天啊!为何一年又一年地/让我在疯人院消磨时光?”(《在精神病院》)“我还不如一条疯狗!/狗急它能跳出墙院，/而我只能默默地忍受，/我比疯狗有更多的辛酸。”(《疯狗》)就为了挣脱这条无形的锁链，他甚至盼望着成为一条疯狗。但是他分明清楚，自己的根子在底层民众之中，“还我本色，做一个草民书生”!(《人生舞台之四》)也许就是这些生生不息的民众和民众的苦难，使他顽强地活着，并且死死抱定一个不死的信念：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但是翟寒乐来了。我们的路生终于唱出了这样的诗句：“……五十多岁了?到五十多岁/才发觉生活这样美好”(《五十多岁了》)这个叫寒乐的女子，当然不是“学雷锋”，也是为了心上的那份爱情，为了自己的后半生，能有一个生死相依、苦乐与共的伴，当然还有心上的那份相融相容。但是，她的找到路生，伸过温暖的手牵起路生，不也是缘自心上的那泓柔软与慈爱吗?这份柔软与慈爱不也是一面镜子，正照见着自私的我们和我们这个冷漠的社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