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我奶奶家喜忧参半，喜的是我大姑考上了我们当地的一所卫生学校，她是村子里为数不多的考上中专的学生，从此我们家就有一个吃国家粮的人;忧的是翻箱倒柜找了好几天，我奶奶也没找出能给大姑做被褥的棉花和布。
之前，大姑晚上在四奶奶家和堂姑挤一个被窝，现在要出门念书，被褥是必须有的。
据说奶奶无奈之下发扬了一下“赖皮”精神，告诉大姑没有被褥，大姑绝食三天，最终奶奶跑遍半个村子，用借来的钱买了布和三斤棉花，一斤半棉花做了床被子，剩下的做成了褥子。
大姑常说，她是家里几个女儿中长得最丑、脾气最差、最不受我奶奶待见的孩子，她上学可不容易。为了带弟弟妹妹，奶奶一直没让大姑上学，到大姑9岁，在村小学老师反复上门劝说下，我奶奶才不情不愿地同意她去上小学。
上学来之不易!大姑说从上学第一天，她就下定决心，一定好好学习，给自己争取个好的出路。
我妈和大姑是同班同学，在家只要说起大姑，“你姑上学的时候穿的是所有学生里最破的，吃的就更差了。”这是我妈常用的开场白。她说有一次，她数了数大姑褂子上的补丁，共56块;大姑几乎没有像别的同学那样，从家里拿东西到学校吃，唯一一次是我太奶奶炒了几把大豆，给了大姑一把，她不舍得吃，拿到学校分给同学们每人几粒。
“那时候很多同学背地里笑话你姑穷，但又不得不佩服你姑学习成绩好。”
大姑念了几年卫校，等到毕业，赶上文革停工停课，大姑她们大部分人回村里当了赤脚医生。我小时候有几年，大姑抱着我在村子里给东家看病西家打针。
到大姑26岁那样，国家对她们那批学生统一分配工作，大姑被分配到烟台市下面一个县级医院。
大姑顶着在农村劳作三年晒的黢黑的一张脸，穿着一身土布做的土里土气的衣服，提着一个老木头箱子，据说是我奶奶的陪嫁，里面是用一家人一年节省的布票买布做的被褥在那个县医院到处打听找院长的时候，很多人以为大姑是附近村进城卖鸡蛋的农妇。
一被一褥、一身衣裳，从此，大姑开始了她一个人在异乡的护士生活。
刚开始上班一月24块钱工资，大姑寄回家10块钱，剩下的除了吃饭和购买生活必须品，她要算着给自己添置衣服;她要给自己买块手表，护士工作需要测量心率，每次都带着科室的闹钟不方便;她要在年初就开始计划年底回家给父母带什么，还有哥嫂、弟妹、侄女侄子每人都得带点东西，毕竟家里只有她一个人在外面挣工资。
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最难忘的要数每年过年前小叔带着我们去车站接大姑回家。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由烟台发车经过我们公社的车一天只有一个班次，为了能赶上车，大姑需要提前一天到烟台借宿在同村一位大伯那里，第二天天不亮赶到车站坐车，下午才能到达离村16里地的公社驻地，然后步行回家。
奶奶从接到大姑的信开始念叨，在信上说的日子，小叔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吃完早饭出发，弟妹们那时候五六岁，十几里山路走走停停，好在沿途有很多平时没玩过的新鲜东西，像我们在旷野里看见过翱翔的老鹰，大家争先恐后匍匐在地，怕被老鹰发现叼走。经过邻村路边那株千年柏树，我们总会兴高采烈地在树洞里捉迷藏，最开心的是经过半天等待，眼巴巴地看着大姑从车里走出来，小叔帮着拿行李，大姑腾出手把书包里的苹果、糖塞到我们手里，赶路的辛苦和没吃午饭的委屈瞬间烟消云散。
但有一次，我们没在信上说的那天接到大姑，一整天，看着一辆辆车来了又走，我们的心情也在希望失望中交替，一直到太阳落山，车站的工作人员不忍心看着几个孩子继续等，过来告诉我们这天不会再有车来了，小叔才带着我们垂头丧气往回走。
我快上小学了，年年过年大姑都是一个人回家，我好奇地问我妈“我大姑怎么没结婚?” “人家嫌你姑长得黑呢。”我妈应该是不知道用什么理由敷衍我，“怎么会呢?村里比我大姑长得黑的人多了去了，她们不也结婚了吗?”我小声嘀咕。
我上小学的头一年，又到了年底，我听到我妈我爹说的悄悄话，说邻村有个在烟台当兵的青年，托人打听大姑，我爹说那家人不错。不过到过年的时候还是大姑一个人回家，也再没听说邻村青年的事。
到我上小学那年冬天，奶奶在家做被褥，“奶奶，这是给谁做的呀?”“给你姑做的，你姑寄回来布和棉花，让我给她做铺盖。”
那年过年前，我们和以往一样，早早地到车站等着接大姑，大姑下车后没有像以前那样马上奔向我们，而是回头等人的样子，在我们探寻的目光中，瘦高个、戴着眼镜、斯斯文文的我姑父粉墨登场。
奶奶在大姑带着姑父回来的第二天，买菜割肉，极尽所能招呼一家人在一起吃饭，觥筹交错间，一家人对姑父的情况有了大概了解。
晚上回家，我妈、我爹免不了唠起大姑的婚事，“唉!她姑这些年一个人在外地，没个亲戚朋友，做媒的都不多，加上穷的连件换洗的衣服也没有，能找上对象不容易!”
“可不，她爷爷奶奶这些年没少着急，知道着急帮不上忙，只能闷在心里，现在好了，终于结婚了，爹妈少了块心病。”
“妹夫看着人不错，老实巴交，听她大姑说还是念过中专的。”
又是一年冬天的一天，供销社的人在广播上喊我爷爷的名字，让家里人去接电话，我奶奶一路小跑赶过去，气喘吁吁地拿过电话，电话里大姑说今年过年不能回家了，姑父父亲落实政策，一家人要回东北，姑父和她要帮忙送过去。
这个晚上，在我爹妈的讨论声中姑父的形象在我心中丰满立体起来。
姑父在沈阳上学，因为父亲的原因，一家老小回到大姑上班的县，姑父被安排到乡下看水库，他父亲落实政策后，他因为已经结婚留在老家，妹妹和父母一起回他们父亲原来工作的地方。
也是从这时候，一家人觉得大姑有眼光，虽然结婚晚，姑父比她小几岁，但姑父有文化，人长得不错，看着实诚……总之，一家人很看好姑父。
小时候，我妈曾经带着我去大姑家走过亲戚，大姑在医院住一间半平房，半间是客厅，一间是卧室，另在院子里搭建了半间作为厨房，院子很窄，除了通道，剩下的地方储存着冬天用的蜂窝煤球。
我们去的那天，大姑在门口往院子里搬煤球，姑父坐在客厅看报纸，我妈赶紧放下东西，帮着大姑一起搬，大姑也没客气，姑嫂一起干肯定能干的快点。
姑父笑容满面，起身叫上我，一起到市场买了很多东西，回程，姑父扛着一个大西瓜，我帮着提着肉和菜，还有姑父给我买的糖果、零食。
后来，妹妹弟弟们也有和我一样的经历，堂妹回来说大姑在医院分了块地，姑父不会种，也懒得伺弄，大姑一个人在地里种瓜种菜。
每次我们去走亲戚，姑父总是热情招待，去的时候带去一点土特产，走的时候吃的用的，娘家、哥家、弟家一家不落，面面俱到，总是捎回几个大包袱。
每年过年前，姑父会请朋友帮忙，年货装满一车，跑上几百里，送到奶奶家，奶奶在大姑刚进院门就喊“哪是你哥家的?哪是你弟家的?赶紧送过去!”
大姑和姑父指挥司机在村子里东绕西转，把哥哥弟弟家转一遍。
这种日子在表妹上大学前一年戛然而止，那年姑父所在的建筑机械厂倒闭了，姑父下岗了!
大姑商量姑父“咱去摆摊卖菜?”“丢不起那脸。”“再找个地方上班?”这倒是可以，只是这么多年，姑父一直高高瘦瘦，大姑说结婚后不久她收拾家时看到一本病例，知道姑父有肾炎病史。
这么一想，身体最要紧，只要姑父身体好，别的也不求了。
大姑和姑父两人守着一个人的工资，供表妹念完大学。
表妹去南方上班后不久，姑父的肾病复发，大姑带着姑父遍寻名医，但可能是姑父身体一直不是太好，加上他一辈子不爱运动，耐受力差，疾病一直没有起色。
到姑父60岁以后，肾病严重到需要透析才能维持生命，大姑经常在电话上和我讨论治疗方案，说的很多知识我很陌生!
我，一个医生，总是被早自己20几年学习护理知识的大姑督促，可见大姑为姑父的病花费了多少心血!
透析8年后，姑父去世。
10年过去了，大姑从来没有和我们说起那些年姑父缠绵病榻，她一个人伺候姑父有多苦多累。
等我们人到中年，特别是近年父母年迈，经常需要我们照顾，加之自己在医院工作年头越久接触各类患者越多，我深深体会到大姑那些年的不易!
那是一次次游走在生死边缘的彷徨、无助、无奈!是午夜辗转，反复权衡治疗方案的心累，是常年流连在病床边小心翼翼、关注、伺候吃喝拉撒的身累!
大姑是我奶奶所生孩子中唯一一个长大成人、成家立业的女儿，她这一生为父母、兄弟，为丈夫、为孩子倾心尽力，即便是对我们子侄，也是多有照拂。
虽然她始终觉得自己不受奶奶待见，但我爷爷奶奶去世时，她是唯一那个伺候在跟前的孩子。
弟弟妹妹叫“大姑”是习惯，我叫“大姑”饱含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