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博尔赫斯的故事里，政治只是作为压缩时间和空间的某种工具存在，尽管他曾经忍受作为市场鸡鸭检疫员的屈辱，但仍然不屑于讲述局限性太强的苦难。他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学者一直在构思一部著作，然而直到他面对行刑队的时候仍然没有时间动笔，于是他向上帝祈祷，希望获得足够的时间来完成这本书。上帝是这样显现神迹的：延长子弹从枪膛射出的时间，大概延长到一年(?)，使这个死刑犯能够在头脑中细致地组织、撰写和修改自己的文稿，当子弹终结他的生命的时候，那部著作已经诞生了，这本书既存在又不存在，它真实地就像子弹射入人的躯体，不真实的就像简单事实背后被上帝拉长的时间。
索尔仁尼琴也习惯于这样的写作：在劳改营里，他要背诵下自己的全部作品，为了记住长达几万行的诗句，他要反复想象诗的韵脚和格律，一有空闲，就把火柴杆折断，摊在地上摆来摆去，每忘掉几个段落的诗句都会让他痛苦万分。在劳改临近期满的时候，他已经可以开始创作散文了，他能够背熟自己刚刚想出来的大段大段的景物描写和对话，每隔一个月，就要腾出一个星期的时间专门用来温习和背诵近期写作的东西。他得意地说：“闲适的作家总唠叨说工作中排除干扰如何重要，我早在劳改营就学会了在押解队伍行进中吟诗写作品”，这很可能会让爱讨论创作环境的海明威和福克纳深感羞愧，在由戴着肩章的人指挥的队列里，在机器轰鸣的铸造车间里，在被北风吹得吱嘎作响的木板棚子里，索尔仁尼琴翻着眼皮不停地自言自语，更加像一个懦弱、神经质的人。
即使在命运相同的流亡者中间，索尔仁尼琴仍然是个备受争议的人物。他那些匆匆写下的作品并不能让所有挑剔的读者信服，认为索尔仁尼琴远不如纳博科夫的言论并不是用心险恶，但是纳博科夫曾经说过：“当我读着他(曼德尔斯坦姆)的诗时，我感到一种羞愧，我在自由世界是自由自在地思想、写作、讲话——只有在这个时候自由的味道是苦涩的。”在真实世界里的勇气和苦难面前，面对伟大俄罗斯传统，文学之美也要低下自己的头。在写出《伊凡的一天》之后，赫鲁晓夫似乎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工具，然而索尔仁尼琴似乎并不知趣，在他再度由于自己的著作和言论被逐出苏联作协之际，似乎是专门和社会主义文化阵营找别扭的瑞典人却把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他，理由是“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
几十年来，索尔仁尼琴经常被援引成为各种政治力量、文化力量的论据，在这些争论中，我并没有发现哪一方真正如自称的那样纯真和富于道义，写作者，应该，只能，是一个人，而且最好不要卷入类似的争论。
那个时代最好的俄罗斯作家几乎都面临过类似的写作。恰达耶夫把自己的手稿拆成单页，夹在书架上不同的书里，沙皇的宪兵缺乏布尔什维克或者共青团的热忱，竟然没有察觉这样拙劣的隐藏手段。然而苏共也并不喜欢这些陈旧的手稿，因为：内容(先验地)反动。索尔仁尼琴生来能写一种极其细小的文字，把密集得令人眩晕的文字写在没有天头地脚的纸片上，塞在一个又一个的瓶子里。出狱以后，他每完成一稿的修订，就把前面的清样焚毁，“在出狱后迈出文学活动的第一步的时候，我只相信火”。在阳光充足的时候，他把最终完成的手稿拍成微缩胶片，他写好了两个信封，以便在自己被捕和失踪以后使作品流传后世：美国，亚里山德拉·利沃夫娜·托尔斯泰娅农场。“在西方世界我不认识什么人，但是我相信托尔斯泰的女儿不会不帮助我”。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索尔仁尼琴的作品有时候是那样的匆忙、拖沓，尽管布尔加科夫正在用几倍的耐心琢磨《大师与玛格丽特》。据他估算，在俄罗斯的广莫之地，像他这样凭借着良知、冒着拘役和寂灭的危险在写作的人大概还有几十个。伟大的俄罗斯文学——尽管作家协会的晚宴上和雅尔塔疗养俱乐部里人满为患——却全在这几十个人的肩上。
我无意评价索尔仁尼琴的为人，我甚至不能保证我所说的是真是假，何况他的无所畏惧很可能是因为他的生命早就应该被癌症带走才让他更坚信写作是活下去的唯一理由。当他于晚年重新回到自己的国家时，我相信他并不是个顶着“被迫害知识分子”帽子荣归的伪君子，真正的作家很难离开自己的语言所通行的国度，无论他在这里遭遇过什么，将遭遇什么。
(选自阿莱夫博客2007年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