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叮，当，叮当，叮叮当当……”这是生产队的钟声。这钟声，敲出好多故事。
我家老宅的北门口，靠对门李家，有一棵老槐树。树干一个大人刚好抱过来，树皮粗糙开裂，底部的树根，凸出地面很长一段，之后就扎进了街道深处。树冠阔大，但不规则，有一个大树杈使劲地伸展向我家这边，遮盖了硬硬的街道，很像黄山那棵迎客松。
生产队里的那口钟，就挂在这个大树杈上面。敲钟的那根铁棍，放在从这个大树杈根部斜长出来的一个小树杈上。说是钟，实际是一节二尺长的铁轨，社员们都叫它牌子，这牌子，敲出各种信息，履行的是钟的功能。叫牌子，是有历史缘由的。听父辈们说，由高级社转为人民公社的时候，为统一社员们上工的步调，这里首次挂上了一块废旧的犁铧，就是一块铁牌子，招呼社员出工下地，队长就敲击这块牌子。虽说声音有些噪，但分贝高，家家户户都能听到，效果很好。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那个特定历史环境下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催生了这口简易的钟。这口简易的钟，伴随着社员度过了二十年的时光，记录了那段历史，筑就了那段乡愁。
全村五条大街，共分十个生产小队，就挂上了十块类似的牌子。有的是破铁板，有的是旧车圈，还有的是废铁锅。不求统一，只要能够敲出声音。大家都称其为牌子。以后看到了电影《地道战》，觉得我们小队的那树、那钟，和冉庄高老忠敲的那个相近，只不过冉庄的是真正的铜钟，挂得又高些罢了。日本鬼子偷袭冉庄，已经到了村口，高老忠知道后不顾一切，跑向大钟，全力敲响，而自己却倒在日本鬼子的枪声里。日本鬼子早被赶跑，但高老忠那雄健的脚步仍踏在我的脑海里，那大钟洪亮的声音仍响在我的耳畔。出门口，看到我们小队的这节铁轨，我就想起高老忠。
废旧犁铧虽说实用，但毕竟声音尖锐，有些刺耳。我记事的时候，这块牌子就换成了一节铁管子，生铁铸的，直径有三寸。这种管子，用来衔接道路两旁的水垄沟。车马碾压，管子破裂跑水，就拿来挂在树上，改变了用途。敲击起来的声音，比旧犁铧柔和了些，深沉了些，显得不么浅薄了。就又用了几年。后来，队里一个赶马车的把式去机车车辆厂办事，管人家要来一节铁轨，献给了生产队长。队长好不欢喜，立时把那块铁管子换成了这根铁轨，看着整齐利索，敲起来，声音悠长圆润，一直用到农村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这节铁轨，浑身是锈，只有下边这端，天天敲，白亮亮的发光。
生产小队的钟，换来换去，材质都是废旧钢铁，声音也并不美妙，但其功能是强大的，作用不能小看。它是集结社员、教育社员、动员社员、分派任务的号角。它一响，就如同部队的集结号一样，全体社员会马上放下手中的一切，奔向这棵大槐树。先是倾听队长讲话。大家戏称参谋长训话。没有明文规定，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更不管是谁当队长，社员们到齐之后，队长总要亮开嗓子，演讲一番。大好形势，上级精神，必不可少;张家坟的水井坏了，三节地的苗没长齐，五头沟的粪该送了，那匹青花马快下驹了，重点农活，清点一番;李黑子扶耠子弯多垄长，赵大个点种点到背儿上了，王小莲下地带着刺绣，不良现象，严加批评。农闲多说，农忙少说，不忙不闲，说得不多不少。那棵大槐树旁，牌子底下，有块长条石头，是李家摆在门口夏日歇凉用的。队长训话时，就登上石台。这时槐树下的街道，就成了露天教室。而敲钟的那节铁棍，就成了教鞭，举在队长手里。五六十号社员，或坐或站，团在四周。有的听讲，有的开小会，有的翻报纸，有的闷头抽烟。女人们则总是利用这点时间，纳鞋底，织毛衣，补袜子。队长不管那么多，自顾自地讲。
接着就开始分配农活。必须佩服队长的记忆力和全局意识。队里几百亩土地，一宗宗的散布在村庄四处，十几块之多。但哪个地块有什么活，他烂熟于心。轻重缓急，他一清二楚。特别的，这四五十号人，哪个人几斤几两，能干什么活，他了然于胸。赶车的跟车的，耠地的牵墒的，点种的施肥的，看机井看畦垅的，垫猪圈掏茅房的，等等，不出十分钟，几十号人，就叫他点将派兵，打发停当。男男女女们，转身回家，扛上农具，三三两两，向不同的地块走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天两遍敲钟，一天两遍由这里发出指令，社员们出工、出汗、收工，几百亩土地的播种、施肥、浇灌、管理、收获，就在社员的手中，一件件地写在了土地上。责任心强的队长，派完活后，就到各个有人干活的地界检查，协调事项。好偷懒的队长，象征性地转上一圈儿，就扎进某某家抽烟睡觉去了。那时民间有顺口溜《十等人》，“一等人当书记，闺女儿子全出去;二等人当队长，分派完活计炕上躺;......”把队长列为二等。
农村的作息时间，不以点钟为准，而是围着太阳旋转，夏日长，冬日短。一年四季，每天的钟声何时敲响，是队长根据节令适时调整决定的。春秋农忙时，敲得早，冬天农闲时，稍晚。酷暑到来，上午早敲，下午晚敲。这简易的钟，一年365天，没有几天是不被敲响的。它敲在队长手中，响在社员心中，累在社员身上。钟声一响，意味着几十号社员就要走进没有任何遮挡的田间，用各种方式，伺弄这黄里泛黑的土地。重复着，反复着，遇不到惊喜，找不到新意。烈日炎炎之下，汗流浃背;寒风凛冽之时，唇裂手僵。这块牌子，对社员来讲，有时如同孙悟空的紧箍咒，把社员们牢牢地控制在这棵槐树下，禁锢在几百亩土地里。但社员们，仍在那熟悉的田间，撒播着辛苦，延伸着生活，寻找着希望。
遇有大雨大雪的天气，是队长难得的不敲钟的日子，也是社员们最盼望的日子。可以串串门、玩会儿扑克、下几盘象棋。夏雨冬雪，这不仅是老天对干渴土地的滋润，更是老天对社员休息的赐予。那时，社员们最恨的天气是夜间下雨，白天晴天。这时，他们叹道：夜间下雨白天停，庄稼佬儿没人疼。生产队的钟声，记录了太多太多的艰辛和无奈。
生产队的钟声，也并非全是集结社员倾听队长讲话，领受任务干活。生产队有什么福利要分给社员，雨雪天要召开小队全体社员会议，队长也是敲钟招呼大家。这样的钟声，都不是响在早晨、晌午饭后出工的点钟，而是在半晌、傍晚或晚上响起。这是社员们最高兴的时候，更是我们小孩子最快活的时候。这样的时候，我们都要跟随家长来到槐树下，看分配食物，帮着拿东拿西，分享快乐。每年腊月小年前后，这样的钟声总要响起一二次。这是要分猪肉、大米了。猪是生产队养的，一年多出栏。炖熟的肉，我可以吃一碗。村里不产稻米，队里每年从百里之外的农场换来几百斤分给社员，也便让大家过年能吃上几顿大米干饭。大槐树下，往往人头攒动，水泄不通。拎着肉、米往家里走的时候，我双腿蹦着，心里已经涌起大米干饭炖肉的香味。
一件悲喜交加的事，我现在记忆犹新。我十二岁那年夏天，滂沱大雨连续下了两天，沟满壕平。田野里，土地吃透了雨水，表面汪着一层水。这天下午四点，门口的钟声响了。我知道是好事，撒腿跑到街上。果真是队里分甜瓜。
队长说：“水多了甜瓜不甜。道路泞出不了村，也不能赶集去卖。咱们今年就分了。一人二斤!”是红瓤甜瓜，叫顶皮红。我最爱吃的。
小伙伴们全出来了。唯独不见我的好玩伴大华。队里分吃的，他每次都比我出来得早。问别人，都说没见。他的父亲也不知去向，这时急了，和队长汇报。队长立即安排几个人留下分瓜，其余四处寻找。往村东去的几个人在一块地的土井里，发现了大华。他的脑袋斗一般大，浑身浮肿，生命体征全无。这是郊区吴家庄的窝瓜地，原有一个废弃的土井，两米多深，雨后水满，和地面持平，看不出任何有废弃土井的迹象。大华惦记他养的羊，午饭后就出来采野菜。一地的水汪着，他走到土井这儿，一脚迈了下去，翻了几下，就沉了下去了。土井旁边，还放着一个竹篮，里边盛着半下马齿苋、灰菜等野菜。我跟在后边，早哭成了泪人。我们分甜瓜吃，他却淹死了。大华和我一般大。一个农家的少年，为了分担家里的日子，天刚放晴，就踏着一路的雨水和泥泞，去采菜，不想让可恶的废井无情地夺去了他的生命，永远终结了他12岁的花季年龄。这归结于贫穷呢，归结于他的勤俭?在家里等待吃他采回野菜的羊，一定也流出了滚烫的眼泪!
生产队，是那时农村最小的生产组织。生产队队长，是这个组织的一把手，是最高权力的拥有者。在小队，这根二尺长的铁轨，那根一尺长的铁棍，就同皇帝的尚方宝剑，是小队长至高权力的象征。不管什么事由招呼社员，都必须由队长敲钟。队长之下，还有副队长、民兵排长、妇女队长、小队会计，这是小队的兼职管理者，都有一定的权威。但他们没有任何人有权力敲这个钟，除非队长授权委派。没有极特殊情况，队长也不委派他人。这是约定俗成的规矩。队长经常更换，但这个规矩，始终不变。或许正是这种权威，维护了集体所有制的稳固，支撑了贫穷而寂寥的村庄。
我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被钟声叫到槐树下的情景。那是我以成年人的身份，独立地走向社会的第一天。那天是正月初六，刚吃过早饭，门口的钟就急切地响了起来。
父亲催促道：“这是今年的第一个班，也是你第一天上班，早点去，给大家一个好印象!”
“好吧。”我答应着，心里却忐忑。我早已戴上了近视镜，面皮也白净一些。我知道这与常年下地的叔叔大伯、大哥大姐们不相合拍。到了门口，我如同刚过门的媳妇似的靠在我家篱笆门上。这年，队长由姓池的换成姓赵的了，是我的本家二叔。他是大老粗，除去自己的姓名，别的字一概不认得。但他也爱训话，好为人师。我生怕二叔以我为话题说点什么。 怕什么，来什么。天南地北地说了一通后，二叔把目光突然转身我，几十号社员的目光也齐刷刷转向我，我的后背遭了芒刺一般。只听二叔说：“老四念书回来了，这是咱们队的新力量。拿锄头和拿笔杆不是一个劲，要像毛主席说的，接受教育。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可不能娇身子，不把手磨掉几层，就不是个好劳力。还要听话。我是党员，要听我的话，不听我的话，就是不听党的话!”大家有笑的。我在家排行四，乡亲们都称我老四。我也想笑，但憋得脸直发热，也没有笑出来。二叔可能感觉有说错的地方。但他坦然镇定，接着说：“不要笑!我是大老粗，比这棵槐树还粗。你们要好好带老四，笑我不是好样的!”在大家的笑声中，二叔结束了讲话，开始分配农活。我被安排牵墒，就是牵着牛耠地，后边有个老把式扶耠子。队长显然是照顾了我，但想想我以后就将在这个钟声中日作夜息，栉风沐雨，心里五味杂陈。
1976年7月28日大地震那天，门口的钟声，响得格外早，格外长。它是伴着隆隆的余震声、伴着嘶哑的求救声、伴着揪心的哭泣声响起的。敲钟的仍是我的本家二叔，生产小队长。二叔边敲钟边大声喊话：“没受伤的，快快出来救人呐!救人呐!”他的声音也早嘶哑了。东方泛白，小雨淅沥，烟尘弥漫，哭声震天。几十号人聚集在槐树下，攥着拳头等待队长命令。我也在其中。队长没做任何讲话，空前干练地把大家分成四组，按南北两排房，东西各一半，分头负责，挨家挨户搜检，扒人救人点数。
仅用半天时间，我们小队的死伤者，悉数扒出，死七人，伤五人。全部安顿妥当。队长就叫我们去七队帮忙了。抗震救灾的时日里，钟声没有规律地频繁响起，都是二叔敲的。在钟声中，中央的慰问电送到了我们手中，解放军空投的大饼、压缩饼干等，送到了抗震棚里，上级给的帐棚，送到了我们的院里。还有其他各种救灾物资，都是先听到钟声，后发放到各家各户的。钟声，安慰了死者，温暖了存者，和我们一起，抗击着震魔。
让我不能忘怀的，还有地震那天下午分配马肉。钟声一响，我们来到槐树下，队长抹着眼泪说：“队部的马棚坍了，咱们的老蔫没有躲过劫数。大家就吃了牠吧，牠可能走得更安心!”我们领回来，精心收拾加工。但谁吃过马肉啊，炖了半天，又土又腥，嚼不烂。扔了当肥料了。可怜的那匹老马!
还有一幕令人感伤的情景，我本不愿启齿。当事者是二叔的前任，姓江，我叫五爷。那是一个寒冷的冬日，早晨、中午我忘了。敲完钟，大家来到槐树下。五爷像往常一样，在分派农活前训话。他曾经走南闯北，见过一些世面，所以讲起来，滔滔不绝，有时手舞足蹈。正当兴致处，妇联主任有个重大发现，使了几个眼神，接着所有女性全都背过脸去，窃笑，姑娘家更是两颊绯红。副队长眼睛不大，很尖，他快速走近江队长，耳边嘀咕了一句。队长一怔，转身冲墙，解裤带(一条布)，提棉裤，重新系裤带。短时间完成了一系列动作。原来，我这位五爷，穿的是免裆棉裤，屁股那面，老坐老磨，中间出了个窟窿，棉花套子也挤向了两旁。为了保暖，五爷前后换了一下。他没有短裤可穿，更没有秋裤可穿。而方才，他讲话时，妇联主任看到，在裤裆中间磨坏的窟窿那儿，不偏不倚，露出了五爷不应在大庭广众之下露出来的身体的某一部件，这个部件是让女人最尴尬的部件。五爷再也讲不下去了，草草收尾，分配活计。这一出，让男人大笑，让女人脸红，很快传遍全村。
我不但一点笑不出来，反倒觉得很悲凉。一个生产队长，百里挑一，应该是村里有体面的人物。但在大冬天里，他只能穿一条磨坏裤面的免裆棉裤，贴身的没有秋裤，甚至没有短裤，以至让他当众露丑。他还要每天指挥几十号社员春种秋收，这是多么苦痛的一辈人，是多么可敬的一辈人!
五爷早已作古。他不会因为我披露此事而在那个世界骂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