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渴得嗓子冒烟的西北汉子，被阳光蒸烤得满脸紫黑，嘴唇爆裂的西北汉子，嘶哑着喉咙吼出那让人心酸的“苦花儿”：
沟岔里的水干了，
我的嗓子干得冒火了。
人在这里活一辈子，一辈子只能洗两次澡，出生时一次，去世时一次。大姑娘也只有在出嫁时才能真正地彻底地洗一次脸。还得看地方志，那是记载，是历史，不看史志，很难认识水在西部的意义与位置。
地方志载：
民国十五年(1926)夏，大旱加冰雹，夏苗枯死，秋禾歉收，逃荒者络绎不绝。
民国十八年(1929)继上年，又遭特大干旱，赤地千里，人相食，大批灾民逃离家园，求乞为生，每百斤面粉涨至银元20余。“旱魃为虐，全年未雨，秋夏田禾颗粒无收，四乡民众多有乏食之虑，虽欲食糟咽糠，尚不可得，尸骸暴露，触目惊心，惨不忍睹。”
民国十九年(1930)，旱情继续扩大，整户、整族、整村死绝者比比皆是，惨不忍睹。
民谣：“人吃人，狗吃狗，鸦儿老鸹啃石头。”
而与干旱的记载相矛盾的却是连篇累牍的关于洪灾和雹灾的记载：
一九一六年五月，海原麻春堡洪水深6尺，冲毁上湾及陶家堡湾耕地40多亩。
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三日，雷雨大作，冰雹如卵，历时3时，厚积尺余，夏粮秋禾毁于一旦，房屋倒塌，牲畜伤亡甚多。
一九五五年秋，雨涝受灾28.4万亩，倒塌房屋77间，土窖167孔，冰雹打死1人，伤3人，打死驴2头。
一九七三年八月十七日至九月五日，县境各地连降几场大雨，特别是九月五日雨势猛急，山洪暴发，造成洪灾。冲垮水坝工程10处，渠道1.2万多米，道路18公里;冲走秋天作物141亩、水淹185亩;冲毁梯田1573亩、坝地480亩;损失小麦27.31万斤、豌豆3.56万斤、油料2.1万斤、禾草60余万斤;倒塌畜棚16间、窑洞41孔、墙490丈;霉烂粮食30.85万斤。
……
这就是西部的水，老天对西部是如此的苛刻与不公，它要么连年大旱，让你赤地千里，要么就是暴雨倾盆。它能把一年二百毫米的降水在一天甚至几个小时内一口气泼洒干净，冲得你路断桥塌，冲得你山体滑坡。更要命的是，七八月间，在西北正是小麦黄熟，等待开镰收割的时节，也是胡麻糜子土豆荞麦等秋庄稼扬花灌浆茁壮成长的关键时候，这时候最怕下雨，可就偏偏是这当口，就在人们最不需要它们的时候，带着雨的云团蜂拥而至。居心叵测的黑压压的云团里阴险地躲藏着冰雹，它们能把人等待了一年的收成在几分钟之内砸得遍地狼藉。因此，在西北又有着龙口夺食这句似乎与干旱十分矛盾的农谚。麦收时节，火炮被搬上山头，一发发炮弹射向厚厚的云层，去打散那带着雨也带着冰雹的云层。雨不来时盼雨，雨来时又怕雨。如此大幅度的忽热忽寒，忽旱忽淫，使西部这块土地严重的阴阳失调，营养不良，使繁衍生息在这块土地上的子民们难以温饱，世世代代过着贫穷困苦的生活。
苦甲天下。
贫甲天下。
不适合人类生存。
这就是人们对西部，尤其是对陇西、定西、西海固“三西”地区的概括。新中国建立后，人们从旧制度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却难以摆脱恶劣的自然条件，十年九旱使他们长期吃着国家的救济粮，穿着国家救济的衣服，在“三西”地区，人们编了几句顺口溜这样自嘲：
吃的是救济粮，
穿的是黄军装，
喝的是拉运水，
住的是茅草房。
在西部，其实流淌着几条大河。母亲河黄河发源于西北大地，一路东流，途经七省，其中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都是西部的土地。还有新疆的塔里木河，还有青海的大通河，还有流向额济纳旗的黑水河。但是由于长期缺乏科学合理的管理，一直沿用几千年来的大水漫灌式的灌溉方式，使宝贵的水资源被白白浪费了很多，致使大河变得日渐消瘦，水流日渐细小。著名的壶口瀑布，自古以来以它的汹涌激荡著称于世，如今由于来水量锐减，使主瀑布以外的为数众多的小瀑布几近消失。从而使“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宏大气势难以再现。由于上游的过度开垦，塔里木河明显萎缩，致使下游大片土地被荒废，大片胡杨林干渴而死亡。几年前，曾有一支漂流队，在黄河长江都漂流过了之后，准备在塔里木河这个中国最西部的大河上一试身手。出发前，又是告别，又是宣誓，个个摩拳擦掌，人人志在必得。谁知仅仅漂了一天，早晨下水，傍晚时分就垂头丧气，草草收兵。原来塔里木河的水浅得已经很难让那几只船再“漂”起来了。还有黑水河，沿途不断被分流，被堵截，已经使它很难得再循着往日的足迹走到目的地，因而使本就十分干旱的额济纳旗因为缺少了这条唯一的水流的滋润而更加干旱，使这里成为沙尘暴的发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