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并不喜欢电报街(Telegraph Avenue)，但我习惯了它。在通常情况下，这条街对我的意义只是一段距离，从我的住处到办公室，我必须穿越它。它是我每天必须面对的一个事物。对此，电报街了如指掌，所以，对于我喜欢还是不喜欢，它毫不在意。我必须接受它，这不公平，但我无可奈何。
这条街的起点是柏克莱大学的南门(美国的大学没有院墙，也无所谓门)，向南延伸数千米。我的住处，在电报街和凯勒顿街(Carleton Street)的交界处。两串漫长的店铺，沿电报街的两侧罗列，每天接受我的检阅。这些店铺分别是：两家超市，两家理发店，一家花店，一家音像店，一个加油站，一个印度古董店，一家名曰莎士比亚的二手书店，一家Moe’s书店，原来还有一家著名的柯笛书店，可惜关掉了，一家Halloween(万圣节)服装店及时挤了进来，专营万圣节用的各种面具、奇装异服，还有韩国餐馆、法国餐馆、墨西哥餐馆和阿拉伯餐馆。每天早上我从街上走过时，阿伯拉餐馆门口永远坐着一个围着黑头巾的女人，招呼我进去，喝一杯咖啡。
各种迹象显示，这是一条拒绝奇遇的道路。生活中的道路大抵如此，简单、枯燥、重复，既知道起点也知道终点，前面的每一步都可以预期，按既定方针办，不会有意外发生，像一件公文，我们必须完成。柏克莱小城建筑在山坡上，但这条道路异常平缓，没有坡度，所以从这条街上走过时，我的心跳速度也是异常平缓，没有任何起伏。
街边的店铺尽可能装饰得引人注目，但我没有走进去的愿望。这条路对我而言仅仅是住所到办公室之间的一条路。店铺的名称及其营业范围，只是公文上无关紧要的措辞，与我的心情无关。
唯一有变化的是树，同样的枫树，呈现出由深绿、浅黄到深红的颜色变化。同一时空中的同一植物，对季节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对此，我无法解释。柏克莱的晨风很凉，但很舒服。有时会注意路面上的落叶，深红的五角枫叶，我猜想它茎脉里的汁液或许是俄罗斯河(Russian River，奇怪的名字)最小的支流。
街边的店铺一般临近中午才会开门，所以，早晨的街道空寂无人，没有人出来遛鸟，打太极拳，引车卖浆。我的生物钟与这座城市不同，为此，我需要忍受寂寞。
所以，我可以把这条道路换算成时间。十五分钟——自我走出家门，到迈进办公楼的电梯，分毫不差。我想我也可以换算成一定数量的脚步，我猜想它依然是恒定的，不会多，也不会少。
道路像时间一样无法回避。我可以把自己的手表拨快十五分钟，但那道路依然存在。无论在时间中还是在空间中，身体都是被动的。为了赋予身体一定的主动权，我试图摆脱这条街道。我可以向南，转入与电报街平行的丹纳街(Dana Street)、爱丽丝华斯街(Elisworth Street)或者富尔顿街(Fulton Street)——我的办公室就是富尔顿街2223号。但是，我的选择显然是有限的，而且，那几条街也并不会给我提供更多的东西——它们甚至比电报街更加枯燥和无聊。
柏克莱与我想象中的美国截然不同。我最初的美国印象出现在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片头镜头中，高大、威猛、庄严、激昂，刘欢谱写的那段著名乐曲，有着一种泰山压顶的气势，让人无法抵挡。“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充满了“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悲壮。但柏克莱并不提供这样的经验。在柏克莱，甚至很难看到高楼大厦，街道并不宽阔，建筑并不雄伟，大多是一些平房，前面是草坪，或者大片的花朵，在阳光中卖弄姿色。新大陆，旧金山，激情燃烧的岁月，只能从故纸中寻找。现在的柏克莱只提供日常生活，平和、安逸、冬暖夏凉。即使在Down town(市中心)，晚上也十分安静，许多店铺早早关门，只有若干酒吧，固执地亮着灯光。从各方面看，柏克莱都更像一座大县城。
或许我对柏克莱过于苛求。这毫无必要，它只是我的临时住所，不久之后，我将离开这里。电报街将连同它的所有气息从我的生命中消失，甚至，永不复现，况且，我从没指望从这里索取什么，所以，也就无须为它失望。
二
每天深夜，我都会在流浪汉的注视下往回走。时间久了，我们彼此脸熟，相遇时，会彼此点个头。有时，他们还会向我问好，我不知是对我说，四下张望，没有别人，便知道是对我。据说电报街的主角是学生，中午和晚上，他们会充斥每一家餐馆和咖啡屋。喧哗、大笑、调情、唱歌。整个街道充满年轻的动感。道路像一条船，颠簸起来。电报街的喧闹自午后延续到天黑，店铺打烊之后，人潮退去，流浪汉才开始浮出海面。在洁净的街景上，我看到他们肮脏的脸。男人大多不去修剪胡须，所以，我无法根据胡须来分辨他们的年龄，但我根据胡须的形状辨识他们——有一个托尔斯泰、一个马克·吐温、一个斯皮尔伯格。他们大多是白人，是一支老中青三结合的队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固定地点。他们通常跪坐在那里，衣衫破烂，一言不发。偶尔有烂醉的学生，从小酒馆里出来，从他们身边大吼而过，无暇瞥他们一眼。他们一无所有，并将在冰凉的人行道上度过长夜。他们身后是商店的橱窗，里面的商品琳琅满目，炫耀一般，被灯光照亮，成为夜街上最重要的风景。但是，有冰凉的窗，将它们与流浪汉们隔开。在那些炫目的样品之下，流浪汉们度过自己的饥寒之夜。那是他们与商品的极限距离，不可能再缩短。
他们像士兵一样忠诚，把守着各个重要的街口，从不缺席。我办公室的同事加斯汀(Justin Zackey)曾经忠告，这条街不安全，不要回去太晚。这样的忠告适得其反。我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走在这条街上，并且从未感到恐慌。他们是我的朋友。我有时会在他们面前的纸杯里放一点零钱。不多。因为我自己也没有钱。有一次，马克·吐温在我屁股后面追了许久，大骂：“Shit!这是上等咖啡!”
他们中有恋人，或者夫妻。他们的情感能够接受长期赤贫的考验，我为此感到好奇。我有时会看到他们倒在路边，相拥而眠，睡得很投入，就像在自家的软床上。我的目光会在他们身上停留许久。我试图猜测他们的身份——破产者、农民工、还是清教徒?并借此揣摩他们的内心世界。显然，这并不容易。他们一律表情安详，深不可测。他们将面孔深隐在黑影里，像鬼魂，成为夜的一部分。
北加州的明媚天空消失了。阴晦的天空滴着淅淅沥沥的雨，刚好可以不用打伞。雨会剥夺他们的温床吗?这是雨季给我带来的第一个问题。加斯汀告诉我，他们都有家。政府会给他们安排住处，但他们自己选择流浪的生活。
为了给北京打一个电话，我曾经在凌晨四点穿越这条街道。我认为自己是街道里唯一的清醒者。走过一个街角的时候，我突然被一团黑影叫住。我心里一惊，朝黑影走过去。是一个胖妇人，衣衫邋遢，坐在公共汽车站的座位上。我看到她脸上的善意笑容，以及被街灯照亮的牙齿。她说：“Have a nice day!”是向我祝福。我长吁口气，也同样祝福她。望着夜空中的乌云，我意识到天快亮了，因为她说的，不是“Have a good night!”我在想，那个妇人就这样坐了一夜。如果把道路换算成时间，电报街对他们而言，将与一生等长吗?整个城市都在沉睡。没有人在意他们的存在。像好莱坞的鬼片，他们的身影将在黎明前消失。在他们离开之后的清晨，电报街将沦为一条彻底寂寞的道路。
我通常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人走过这条街，对夜里的事情一无所知。
三
学生们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电报街。那里与他们阳光灿烂的日子密切相关。这条Sather Gate之外的街道，是作为校园的延长线存在的。所以，每到下课以后，他们就会拥到街上来，在街边小店里吃冰淇淋、点心，喝咖啡、啤酒，读书，打工，交谈，笑闹，谈情说爱，或者塞着耳机，从街道上匆匆闪过，在宿舍和校园之间穿梭。与美国其他大学一样，柏克莱大学没有围墙，学生们可以从任意角度进入学校，也可以从任意角度进入城市街区。在校园与街区之间，不需要过渡带，它们是一个整体，互相敞开。这是与中国校园的重要区别。中国的大学完全是封闭式的，被围墙所封堵，门口的保安虎视眈眈，准备随时歼灭敢于来犯之敌。作为一个热衷于围墙的国度，中国小到家院，大到国界，都将围墙作为安全的屏障，尽管那些不同规格的围墙并不总是忠实于它们对于安全的承诺。然而，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围墙营造了幽秘空间，使它至少看上去显得神秘、诡异和深不可测。半遮半掩之间，制造了无数悬念。大学的围墙把闲杂人等隔绝于校园以外，同时把学生分隔于城市之外，使城市显得遥远、动荡和陌生。对于纯洁的学生而言，城市日益变成诡秘的地带，隐藏着许多若有若无的意外，仿佛巫师手中变幻的魔盒。
热闹喧哗的电报街属于学生，尤其在周六的下午，这是因为每至周六，柏克莱都会发生一件大事，那就是橄榄球赛。所以，它是柏克莱的周期性节日。不需邀约，人们会在任何一家酒馆看见自己熟悉的脸。球赛是在柏克莱大学东面山上的加利福尼亚纪念球场(California Memorial Stadium)举行，每次我去Interna tional House，或者上山，都会遭遇它庞大的身影。开球时间通常是傍晚五点。这个时间对于性急的球迷来说显然太晚。从中午开始，电报街就动荡起来。比赛被放大，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整条街人车喧哗，酒吧里音乐震耳欲聋，所有的电视开着，播放着同样的画面，塞车，摔酒瓶，至夜晚才渐渐结束。说球赛是大事并不过分，因为在柏克莱，似乎找不出比球赛更重要的公共事件，选举除外，但选举无法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面无表情地从人群中穿过，我认识到，即使自己在这条街再住五十年，我也不是美国人。
但我喜欢那些年轻的脸，特别当他们激动的时候。他们穿着柏克莱的运动服，表情瞬息万变。通过他们的身体，我看到另外一些身体，在快速奔跑，他们又高又瘦，身体内部的火焰旺盛炽热，仿佛随时会溢出肌肤。每个人都戴着头盔，像古希腊的战士，划开灰色都市晦暗乏味的外部。他们调动了整个城市的情绪，把各个角度串联成一体。撞线的一刻，整个城市齐声爆出火山喷发一样的尖叫。
人潮退去了，只剩下流浪汉，各就各位。
四
卡特曾经来过电报街。那时他已不是总统，而是一本书的作者，那本书的名字叫《关键的错误》(A Critical Mistake)，柯笛书店关门以后，我看到它移居到旁边的Moe’s书店。他到柯笛书店是为推销他的这本新书。那是柯笛书店的显赫时代，许多名人都曾来过这里，从诗人金斯堡、引起伊斯兰世界公愤的作家拉什迪(Salman Rushdie)到拳王阿里。这些名人中，享受最高待遇的是拳王阿里，他是以反战英雄的身份出现的，书店里人满为患，柏克莱的人民群众不断用欢呼、掌声和尖叫，来表示对英雄的敬意;比较而言，卡特最多只算一个政客，这一身份并不比他的木匠身份更加体面。这样的政客，在美国多如牛毛(民主制度的一个坏处是，它让美国人民同时养着一群前总统)，而阿里这样的英雄却并不多见。阿里的到来证明了一个事实，即电报街是一条极容易被煽动的街道，一个拳击手轻而易举地打垮了这条街上以及附近地区的广大居民。
那时候柯笛书店的门口有悬空的玻璃回廊，里面有高高的天花板，窗明几净，喻丽清在文章中称它“像一座透明的图书馆”(喻丽清：《柯笛书店吹熄灯号》，载台湾《联合报》，2006年8月20日)。对此，我从那家由柯笛书店改造而成的Hol loween服装店中看不出任何蛛丝马迹，它的真实历史最终只能沦为我的道听途说。
拉什迪的到来有些神秘。那时，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已经发出了对他的追杀令，并拿《撒旦的诗篇》的英文译者开刀祭旗。柯笛书店坚持出售这一小说，作为奖赏，它得到了一枚炸弹。这一意外礼物惊动了警察，他们很快封锁了电报街。这一举动除了表明警察的存在以外，并没有其他的意义。然后是解除封锁，他们的任务就完成了。
比较而言，1960年代的民兵比他们敬业得多。作为社会主义思潮的大本营以及全国的反战中心，柏克莱大学的反战事业风起云涌，著名影星兼州长里根派民兵前来镇压，那时的民兵，忠实地贯彻了里根制定的路线，对柏克莱的一小撮反对资本主义的不法之徒进行坚决镇压，导致轰动全国的暴力事件。柯笛于是成为救护站，对示威大学生进行救死扶伤。这显然大大超出了它的营业范围。
那应该是电报街最辉煌的时期，各种思潮正在这条街上招摇而过，无孔不入，它们产地不同，型号和用途有异。那时电报街就有了“革命书店”，有许多毛泽东的拥戴者集结在革命书店的周围。现在，流浪人占据了理想主义者们演讲的位置，俗众取代了精英。喻丽清说：“柯笛的关门不只象征资本主义的胜利，从历史意义衡量，也是对社会主义冷漠的开始。柏克莱的大学生一向以关心社会、放眼世界为己任，柯笛书店几乎就是这种精神的旗手。如今连它也不敌市场经济，怎不令人唏嘘?”(同上)我想，她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分别是“实用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代名词。这里曾经是生产英雄的流水线，但现在，英雄只能从电影中寻找，芸芸众生大面积地浮出岁月的街景。将此称为退化，或者进步，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但无论怎样，电报街不再接受传奇。由于没有革命作为呼应，革命书店也已经寥落，我走进去的时候，里面几乎没有一个顾客，只有一个年轻的店员，对书店的历史一无所知。告别革命以后，电报街只是一条街，它的热闹与冷寂，只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拉什迪的到来或许与爆炸有关。那段日子，他正在躲避追杀，惶惶不可终日。他可能是在杀手打瞌睡时溜到了书店。他在楼上楼下转了一圈，然后走到店员面前，告诉他：“我就是拉什迪。”
店主安迪(Andy Ross)向拉什迪展示柜台被炸后留下的大洞。拉什迪说了一句名言：
“有人得到的是塑像，有人得到的是弹孔。”(Some people get statues, others get holes.)
五
很久以后，我认识到一个事实，即：存在着好几条不同的电报街，它们形态各异，品质有别，每个人都根据个人的爱好认领属于自己的那一条。而电报街上的行人，即使擦肩而过，也可能不在同一时空。所以，在电报街，对话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是每个人都愿意保持沉默的重要原因。在电报街上相见，身份不同的人们最多彼此礼貌地笑笑，这不仅因为文化和种族的隔阂(在种族和文化多元的柏克莱，这种隔阂并不明显)，而是因为经验的无法互换。所有的电报街都重叠在同一条电报街上，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内政。电报街是完整的，但对于每个人，它只贡献自己的一个局部，或者一个很小的细节。
应当承认，电报街是重要的，因为它是我的道路，它决定了我脚步的方向。我必须顺从它的意志。它并不像旧金山的街道那样在山海间起承转合，富于戏剧性，有无数条暗藏着各种变化的道路纠缠交织，向我的脚步发出号召。我乐于答应每条道路的请求，但这显然超出我的能力。我必须谨慎拣选自己的道路，在那里，我拥有选择道路的权利。
电报街四处敞开，但它是封闭的，它封闭了生活，甚至取缔了对于生活的若干想象。
它平稳，洁净，便利，完美，以至于无法将我打动。
它重要得不值一提，而且，像一个重要的前提，已被所有人默认和接受。
我妄图摆脱它。但有一天，当我离开它，我会想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