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忘却的记忆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从大足师范学校毕业，按“那来那去”的分配原则，又回到了插队的公社，当了一名乡村教师。返回大都市的“龙门”终没能跃过(那时大足还不属于重庆管辖)，则不幸之幸我端上了教师的“铁饭碗”，总算不再“脸朝黄土背朝天”了;虽说端了铁饭碗，但要在这穷乡僻壤当一辈子教书匠，我哪里开心得起来。
不开心归不开心，但我还是定下心来，想好好生生地当名乡村教师。说来也奇怪，一旦定下心来，这“灵魂工程师”的差事便有些神圣了。但这“神圣”却凝固着数不清的酸辣苦楚。
那最“酸辣苦”的是上门“劝学”。每每开学，要走村串乡，挨家挨户动员那些“流失”学生重返课堂，遇到较为温和的家长，你还能还喝口茶水，坐坐板凳;遭遇到那些顽固家长，不放恶狗撵你已经是很给面子了;碰到那些不理不睬的家长，你立马陷入进退维谷之中，像个“讨债的”，自尊很受伤。而上面常常给了定额任务，我时常完不成，尝尽了这“劝学”的“酸辣苦”。
当然也有“甜”上心头的时候——每每为那些被家务拖住的“好学的”解了套，虽口舌费尽，心里却是乐滋滋的;尤其是看到他们在学校的那股勤奋、认真劲，总时时让我“甜”上心头。我似乎从他们身上看到我幼时渴求知识的影子，情感的距离便与这乡村学校逐渐拉近。但坦然地说，在乡村小学教书三年有余，这类“好学的”不多，但其中一位品学兼优的学生尤其使我记忆深刻：他个头不高，瘦瘦的身子，平时少言寡语，但聪慧好学、勤奋踏实，在课堂上一旦发言常常给人惊喜，每次考试更是稳坐榜首，然而却命运多舛遭遇不公。那年他小学毕业，升学考试的成绩全校第一，却被止住了求学的脚步——因他父亲是下乡改造的右派。所巧的是，这“右派父亲”就在我插队的那个生产队，当时还引起过我的注意：在田头爱咬文嚼字，认死理，像个迂腐的教书人，但人很安分，干活老实。这与我以往看见的那些“右派”有点相似——记得多年前，有一次在重大校园内，母亲指着一位扫马路的但又很像老师的中年男人，悄悄给我说：“可惜呀，可惜，教书很得行，却当了右派。”当时年少，不谙世事，对母亲的话似懂非懂，却听出了她的惋惜和怜悯。这一幕深深地印在了脑海里。却没想到十来年过去了，类似的“右派”竟会出现在“广阔天地”的田头，而且后来他儿子竟成了我的学生;更令我大不解的是，这田头里的右派境况更糟，居然要“父过子偿”!我为我的学生抱不平。我去找校长，校长无奈;我去找公社书记，公社书记给我当头一棒：“你还有没有基本的阶级立场!”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我的学生就这样被“止”住了求学的脚步。这与那煞费苦心的“劝学”何其相反乃尔：一方面极力劝说那些阻止孩子读书的父母，将孩子送进学校;另一方面又因父母的“身份”，将那些勤奋好学的，排斥在校门外。“不学”缘自父母，“被不学”亦缘自父母，现实对我开了一个多么大的玩笑!负载着这种怪异的悖反，我心里哪里轻松得起来?无法设想，如此幼小的年龄，我的学生何以承受得起这般重负——尽管我也同样承受着那个时代必得承受的种种重负;如此单纯的童年竟遭这样的劫难，我的学生以后的路还该怎么走——尽管我也不知道自己以后路在何方;如此渴望知识，我的学生还可能再获得读书的机会吗——尽管求知欲甚强的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再有读书的机会，但我仍为我的学生忧心忡忡。
就在这一年恢复了高考，我获得了跨进校门的机会。虽别离乡村学校“追梦”而去，欣喜之余却心存牵挂，我那位被迫辍学的学生，是不是也会获得转机?一晃就过了十多年，读大学，读研深造，成家立业，从中学教到大学，一茬接一茬，我无暇顾及其他，似乎那学生已从我记忆中淡去。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回到了那个早年教书的乡村学校，首先想打听的仍是那个学生的情况——原来那记忆于我是不能忘却的!可是除了我，原校的老师已没有一个能记得他。转眼又翻过世纪之坎，2007年5月我与大妹结伴回访插队的地方，我又百般探寻他的情况，得到的消息却让我震惊：他已离世!我曾设想过他的各种情况：或在乡下当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或外出务工并凭借自己良好的素质和聪慧拥有了事业，当然更愿意听到他重新跨进了校门。可我唯独没想到他英年早逝!我想进一步打听，可当时没有一个乡亲能说得清他的情况，而他的父母已不在人世，只有一个兄弟又很难在村里见到……我只好带着深深的疑虑离去，但那份牵挂仍然难以舍弃，那份记忆仍然不能忘却!
今年仲夏，我再次回到插队的乡下，几托乡亲，一定要见到他的兄弟。乡亲们跑了几趟，还是没见到他的家人，直到我即将离别的那天晚上，他兄弟闻讯赶来，见到“他兄长的老师”。坐在院坝，头顶星辰，一番长谈，我心中疑虑终于解开：我的学生果然不负我望，小学毕业回乡后，他仍坚持自学，十四五岁即被推荐为代课老师，十八岁考进足师;毕业后任乡村教师，几年后升任校长，成为大足县乡村学校中最年轻的校长之一;以后几年辗转顺龙、三区等地乡村学校，历任校长、书记。一次深夜的返校途中，他从搭乘的摩托车后座上跌下，摔伤后脑，脑中淤血凝结为块，贸然取出后果严重，医生只得采取保守疗法，但他就此留下了较严重的后遗症。一天他独自在家，头痛发作引发事故，全身被烧伤，送进医院抢救无效而逝世，年仅42岁。
夜深了，送走我学生的兄弟，望着漫天闪烁的星斗，我努力寻找我的学生。我相信，在浩瀚的天际中，他虽然不是最亮的星星，但在那里他一定占有自己的位置，一定会默默地发出自己的亮光，哪怕只是短暂而微弱的一道亮光。我的学生就该如此，我的学生原本就如此。
后记：我再访“插队”时的那片土地，悉知学生往事，感触良多，谨以此文悼念那位英年早逝的学生——赵孟年!
我翻阅那个时期的老照片，想找到那位学生的身影，遗憾的是在仅有的两三张乡村学校留影中，却寻不到这位学生的影子，但还是把其中的一张翻拍出来，权当是对那个时代和那所乡村小学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