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梨花早就远远地躲开了城市，它们至少在昭通二十公里以外的地方。但当我在黎明时打开窗子时，意想不到地竟看见了它。大地的一半在雾气里，另一半在黑暗中，其间散布着朦朦胧胧的梨花、树林、溪流和村庄。亮起来以后，我发现不大的昭通城几乎就是被梨花包围着。中间是坚硬的水泥，周围是无边无际的花。这个城市还与大地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一些农民挑着蔬菜从小路上走进城里，到了水泥路的边缘，他们一个个停下来，把鞋底支在公路边的台阶上，把底上的泥巴刮去。一个还看得见大地的城市，这使我对昭通有了非常的好感。后来我们出了城，不过出去两三公里，我们已经进入大地深处。这边的梨树多是老梨树，历尽沧桑，枝干黝黑，弯曲成中国画中的样子，许多梨树是集中在坟地上。那些梨树和我在其他土地上见到的不同，不是那种活泼的、燃烧的，年轻的，而是沉着、顽强、老态龙钟。那花朵似乎对它一年复一年地到来的白色花瓣有些无奈，它们已经洞透了沧桑，不再炫耀任何东西，只是保持着基本的品质。梨花安静无声，但我强烈地感到它们在“喧嚣”，下面的树干是苍老而沉默着的，但上面的花却声音灿烂，我甚至觉得在那耀眼的花朵下，有一种震耳欲聋的感觉。我们奔向一处处的梨花去，许多土地只是翻过，还没有播种，所以可以在土地上朝任何方向走。土地里面有许多人在干活，他们默默地看看我们，吐口水在锄头把上，又继续举起来。那土地平坦辽阔，很远地方的人都可以看见，像是一粒粒的种子。这土地缺水，人们用车把水一车一车拉来，浇地。细细想想，这活计是多么地艰苦，浇地的水是从三四公里外的地方拉来的。但在他们似乎从来意识不到艰苦一词，干活的人有青年、老人、妇女和儿童，他们一边说话、笑、一边干活，拄着锄头说一阵，又挖上几下，梨花就在他们四周，时时有白色的花瓣掉下来，飘到他们的头上、肩膀上、新翻开的土疙瘩上，他们就这样在一个巨大的花园里劳动，浑然不觉。像白色的花朵忍受着沉默的梨树那样，这些劳动者顺从着大地，顺从着它的肥沃或贫瘠、顺从着它的缺水或灾害，也顺从着它的奉献、丰收，他们是另一类的梨花。
和十年前相比，昭通变化并不大，十年，无数事物毁灭了(包括昔日被叫做诗人的那些)，无数新的东西暴长出来。许多在十年前离开故乡的人，再也无法回到故乡。而昭通却是例外，像它盛产的土豆那样，在许多方面依然如故。无数的事物被前进所吞灭，昭通却像洪水过后露出来的一角，令我们回忆起洪水之前的世界。在二十一世纪开始的时候，昭通依然古老，依然没有彻底焕然一新。那些在云南世界已经消失殆尽的生活形式，依然在这里缓慢而顽强地活着。这是时代列车旁边的一只蜗牛，它没有因为“落后”而被抛进时代自以为是的死亡中，而是被抛到了大地上，因为在时间中，它坚持的是一种大地的速度。
在一个变化的时代里，不变未必不是一种福音，这是大地启示于我的真理，但除了梨花，没有人相信这种不值钱的真理。昭通其实自卑的得很，这个城市的精英纷纷离去。十年前，我应这个城市的诗人邀请前来交流，那时昭通有上百的诗人。我在一条老街上路过，居然有人停下单车来大喊一声，于坚，上来，我带着你走!激情、青春、活力、伟大的梦想、野心勃勃。我记得在一个飘雪的中午，我和一群诗人钻进一个小酒店，在0度以下，喝白酒，吃凉白肉，谈论第三代诗歌。如今这城市已经没有诗人，文化精英们对古老的、顽固守旧的故乡感到绝望，投奔新世界去了。当年在这个城市我有许多志同道合者，我们相信诗歌和永恒，我们相信任何一种生活都可以造就诗人。他们并不羡慕昆明，我从未感到昭通落后于什么。我当年来到昭通，是以诗人的身份来的，现在依然保持着这个身份，而这个城市已经没有诗人了，我有些悲哀，写诗难道不是一生的事吗?啊，当乌鸦回到昨天栖留过的树枝，那里已经没有任何一只乌鸦，谁又知道它就是乌鸦呢?如今我谁也不认识，喧嚣者消失了，留下来的乃是昔日沉默着的部分，不怕落后的部分，基本的部分，根的部分。普通人，生活，梨花、老街、厕所、茶馆、父母、老师以及每个黎明准时开张的热气腾腾的羊肉米线店。开了一百年的羊肉米线店，和成知道一家，带我进去，五块钱一大碗，满满的羊肉片、红油、花椒和周围呼噜大响的喝汤的声音，人生得此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