聪明漂亮、哭哭啼啼的母亲为了给我姐弟俩找碗饭吃，极不情愿地从浙江来到了江西，嫁给了黝黑老实的父亲，在父亲身边又生了一男一女。从此，父亲的生活发生了改变。《圣经》里说：女人乃男人一根肋骨而成。有时我甚至怀疑父亲乃母亲的一根肋骨所凝。
母亲是个要强、脆弱又性情暴戾的女人，她只准许别人围着她的思维转，而父亲似乎从来就没有主见。如果父亲是陀螺的话，母亲就是那个抽打陀螺的人。如果母亲是磁铁，她希望一家人都是围着她的铁屑。
朦胧的记忆中，刚到江西，极不情愿的母亲总是哭闹，稍不顺心就暴打执拗的我，把我绑在竹丫上，用纳鞋底的钻子钻，用竹叉没头没脸地抽。一次我嘴犟，母亲用箩绳把我绑在床沿上，发疯般抽打我，痛得我鬼哭狼嚎。父亲忍不下，大叫声：“快打死我女儿了!”紧跟着破门而入，夺下母亲手中的针钻竹叉。
而父亲的日子也不好过。记得一个漆黑的夜晚，半夜时分，我被母亲的哭闹声惊醒，悄悄爬起，看到昏蒙蒙的灯光下在母亲面前低头跪着的父亲……这一惊非同小可。那一夜我未眠，数次爬起窥看，从门缝里看到父亲在厨房烧火，给母亲煮红糖蛋，母亲泪眼婆娑地瘫坐在靠背的竹凳上。
四
小时候，不谙世事的我还拿过父亲取乐。
那是我初到江西不久，刚学会说本地话，对语言有格外的兴趣。每天晚饭后，我听到许多村民对着我家门窗喊：“朱师傅，明天跟我打把砍柴的刀噢!”父亲总是“吱”的一声推开木窗，高兴地应答：“要几斤重的?”
那天，我玩性大发，捏着鼻子，用老俵话在木窗下学大人喊道：“朱师傅，有柴刀卖吗?”正和母亲闲聊的父亲一下没听出我的声音，照例推开木窗，高兴地应答：“要几斤重的?”“哈哈哈……”我和弟弟笑得前俯后仰，差点没岔过气去。发觉不对后，母亲骂了一句“短命鬼!”父亲则跟着“嘿嘿”笑出了声。
父亲待我一直是和善的。我打小嘴甜，爸爸前爸爸后的，毫无心计，读书时学习成绩又好。村人到父亲铁铺里买农具，常在父亲跟前夸我：“朱师傅，你女儿盖过几村的伢崽，真会读书噢!”父亲每次不接话，很得意地笑笑，然后义务把那人的刀磨得飞快地递给他(铁铺里没有帮顾客磨刀的规矩)。
父亲在我面前一直是慈父的形象。我打小体弱多病。上初中时要走十来里上坡下坡路。那年代读书要自己背柴背米交给学校食堂。三年来，我从未背过一次。每次都是父亲打完铁，利用午休时间骑自行车帮我送来。怕我吃食堂里三分钱一勺的薯粉羹没有营养，即便家里买了一斤肉，父亲也会大老远骑车走十多里凹凸不平的砂石路，用搪瓷茶杯装着送给我。茶杯不保温，吃时，杯里的肉还是温热的。为了我，不知父亲车骑得有多快!
记得1982年中考后，母亲带我回了一趟永康老家。那年凑巧，中考改卷就设在村大队院里我家屋前。每改出一样成绩，就有人飞速向我父亲报喜：你女儿又考了第一!我不知父亲当年有多兴奋。当得知我考了全乡第一全县前几名的成绩被师范录取，通知我速去体检时，我人在千里外。那时村里没有电话只有到乡里发电报。我接到电报夜晚赶到家时，已迟了好几天，父亲人瘦了一圈，正躺在竹躺椅上唉声叹气，生怕我没赶上体检影响录取。那副焦虑憔悴的模样，至今仍牢牢印刻在我脑中。
那年秋，我就读师范，冬天特别的冷，头天夜里装在脸盆里的水，第二天全结了厚厚的冰。一天，天飘大雪兼下着冻雨。我坐在教室里，冷得直跺脚。父亲在窗口出现了，一直站到我下课。父亲送来了新棉袄。幼稚任性的我不仅没说什么感激话，却直抱怨：“我身上不冷，怎么不送双棉鞋来?”父亲搓了搓冻得通红的手，跺了跺脚，二话没说，就在风雪中消失。当下午上课我又在窗口瞟见父亲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父亲手上攥着一双棉鞋——母亲亲手做的棉鞋!因为学校距离我家近五十华里，下车后，还要步行八里。那时一天只有不多的两趟车。父亲定是拦坐了敞天的货车而来，如刀的风“飕飕”刮着父亲的黑脸、黑手、黑眼……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嚅动着嘴唇，说不出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