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公鼎铭文，皇皇巨著，端端鸿篇，是一篇极其难得的第一手历史资料，郭沫若曾言，此篇青铜器铭文“抵得上一篇尚书”，足见其史料价值有过之而无不及。毛公鼎铭文在艺术上极美极佳，高品高质，曾震惊整个艺术界。清末著名书法家李瑞清曾言：“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嗟乎!愧然今日方知，鼎之文化竟然如此博大精深，鼎之文化竟然如此灿烂辉煌!呜呼哉!今日方知字字如珠，绝非阿谀之人自喻笔下文章。
考古界提起三代之鼎，必言青铜器中的“海内三宝”：三尊极其不平凡之鼎。观鼎必观“三宝”，除毛公鼎外，还有大盂鼎、大克鼎。
中国名鼎有着共同的历史文化积淀，几乎每一尊鼎都有一段历史，都有一段传奇，都有谜一样的文化背景，这也是鼎文化深奥和厚重的原因。有的鼎背后甚至曾发生过一桩桩神秘的死亡事件，这让我想起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金字塔中的一句魔咒：谁打扰我，魔鬼不会放过他。不过，中国的鼎只有文化，没有魔鬼。
大盂鼎，国之重器，西周杰作。鼎腹中有铭文“周康王二十三年”，屈指算来，三千年有余矣!一百多年前被发现后，它被抬到一户农家院落，虽满身绿锈，却让人时有一种蓬荜生辉的感觉。据说所有进院之人，都会不自觉地眯起双眼，仿佛有光芒刺目。大盂鼎高近102厘米，重153.5公斤，铸造于周康王二十三年(约公元前1003年)。鼎以姓氏命名，必与盂姓有关——此乃盂姓贵族所铸。青铜鼎直至秦汉以后逐渐消失，其时凡有铭文记载铸鼎者，皆只有姓氏，无名亦无官职，想必是青铜器铭文的规矩，皆遵守，无逾越。盂姓贵族受到周康王的重大嘉奖，被感动得无以复加，特铸此鼎，颂扬周康王治国为民的丰功伟绩，告诫盂氏子孙永世莫忘，牢记周康王的英明，不忘周康王的信任，并把周康王赏赐的物品一一开列其上，让盂氏后世子孙祭祀祖宗时，先拜祭周康王。这便是大盂鼎腹内的铭文记载，共19行，分2段，291个字。
最有意思的是周康王赏赐的物品中，香酒排在第一位，似乎远比后面排列的仪仗、礼服、车马，以及一千七百六十二个奴隶还要贵重。这在任何史书上均无此记载，《尚书》中亦无。香酒高于一切，那是一种什么酒?因何而香?又香在何方?难道香酒要重于一千多个奴隶?这在西周奴隶史上又留下新的课题，而西周酿造史也需要再做研究，给西周时期的礼仪制度开列了一个新的题目。大盂鼎再一次佐证，至少到了周朝，鼎的历史使命发生了根本转变：它不再是食器，而是礼器、祭器;它也不再摆在大殿之前，而要摆置在神庙祠堂之上。祭神祭祖何以为祭?祭拜鼎也!
鼎到商周时期，尤其发展到西周时期，其文化含量愈重，以至成为先秦文化的标志之一。鼎中铸铭文，鼎即史也，鼎即文也，鼎即碑也。刻在鼎上相当于刻在碑上，欲千古不朽，铸鼎为念;欲感恩戴德，非鼎不能表达。大盂鼎从发现那天起，欲藏不能，欲移不能，官争商夺，几度危难，几度失落，期间兼有日本侵华，日寇曾一日七搜，拥有者几经倒手，几经换人，千里迢迢，辗转数省，历经百年。其间出现不止一次的离奇死亡、离奇灾难，而每次又都化险为夷。每一尊鼎都是一段难释的历史，每一尊鼎都是一本让人拿起来就放不下的书。
四
撼山易，撼此鼎难。
当与后母戊鼎(原称司母戊鼎)近在咫尺时，我愈发感到此鼎巍峩岿然，雄伟壮哉。商鼎非夏鼎，亦非周鼎，它沉稳如山，厚重如岩。后母戊鼎高133厘米，口宽79.2厘米，重达832.84公斤，四足方口两竖耳。
商时铸造青铜器，小巧玲珑之器多用失蜡法，大的用陶范法，即用胶泥作成模范，灌入铜汁，冷却后打开模范即得青铜器。后母戊鼎共用了几十块陶范，规模之大，夏商周居首。此鼎如此重大、如此复杂、如此精细，势必在铸造前要有一位高超的总设计师，事先就把鼎的结构、图饰、形状、构造、外表、内腹都要设计得精益求精，且万无一失，不能留有遗憾缺失。八百多公斤的庞然大物，要有数十炉铜水同时沸腾，然后数十个坩埚，三百多位匠人依次依序依设计浇灌，要如同外科手术般准确地配合，这就需要一位工艺卓越、经验丰富的总工程师，统一组织，统一指挥，精心安排，按部就班，一处出错，势必形成推倒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制作失败。三千二百多年前，中国青铜器的工艺设计和铸造水平都已达到让后世仰慕的程度。鼎即碑也，观鼎如读碑，观鼎如观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