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汪曾祺在高邮生活了十九年，他在外五十多年的生活是带着早年经历的经验、认知，特别是情感走过的。那些给他生命和温暖的家人，是其一生情感的底色。一个人离开家越远，越容易眷恋和回望家的温情。那个“大少爷”从家族、家庭、家人身上汲取的精神营养，特别是他“当时只道是寻常”的乡土经历，成为他一生受用的人生经验。
汪菊生解放后进高邮城镇第十六联合诊所(即“十六联”，如今城北医院前身，也演变成当地的一处地名)工作，任眼科医生，直至1959年去世。“任氏娘”任仪贞2000年正月十九离世。汪菊生去世后归葬在汪家另外一处祖坟地，是所谓“孙厂”所在，并未葬在先前他惦念的窑庄。后者已经成为当地经济开发区，汪曾祺曾为附近的一家饭店题词“金三角大酒店”，大概就是北窑庄附近位置。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饭店歇业了，那仙风道骨的字还在，就像是一个瘦弱的老人看着已经被淹没的光阴——北窑庄莫要说是如今的世人，即便是汪家后人也只模糊地记得一个名字。“开发”是一个漠视记忆的词语，乡土被开垦，时间被掩埋，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标准化的城市——城市不再像过去那样与乡土牵丝连带，它具有了更加典型的面孔和标准。而乡土在开发的过程中不断退让，甚至乡土本身也在城镇化、城市化的过程中不断地被替代、改变了原来与土地休戚与共的关系。
我曾经几次问到汪丽纹老人汪家的祖坟，却无果而终。我也并不因为她的年迈和时光的流失而遗憾。即便是我自己所在的乡野，有着并不复杂的家族谱系，也在被不断地忘却，更何况汪家经过那么多时光的涤荡呢?汪菊生去世之后葬在孙厂，后来这个地方成为城市东扩的一处地产宝地。遗憾的是，没有人通知汪家人去移坟，这件对于汪家算是非常重要的事被忽略了——汪菊生的坟和很多人家的坟茔一起被填平了。晚年的汪丽纹也到了心如止水的年龄。她在微信里说起这些的时候，我能感受到她安静的字句里并没有愤怒或者不安，这大概也是汪氏这个家族固有的淡薄和安然。任氏娘去世之后，根据她的遗嘱，骨灰撒在了镇江的金山。她是江都人，没有能与丈夫同穴，所以不回邵伯也无遗憾。镇江也是她与汪菊生生活过的地方。金山望着江北旧地——她的选择是充满诗情的。
一个家族的血脉和情绪会在骨血里遗传下来，形成一种共有的心性和价值观念。这一点对于汪曾祺而言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作为一个早年丧母的孩子，家族本身豁达的精神品格给了他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士绅阶层独特的生活经验、技能以及品格在他身上都有很好的延续。更为重要的是，乡土世界以母爱的入口为他注入爱与温暖，让他在期冀被爱的年龄得到了丰富的给养，这对于他日后能够敏感地感知这个世界的诸多细节，能够爱与被爱，都是极为重要的。
至于这个世界的不安与失落，是遗憾，也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圆满。圆满的结局并非一定是热闹的，有时候缺憾反而是更加富有意味的圆满。
如今的汪家大院以及传统的士绅生活，都已经成为留在纸上或者存在于口头的故事。这个世上哪里有永远的幸福，只有不被忘记的深情。较之于一个家族的往事，窑庄边或远或近的空间其实更加迷人，尽管它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一个家族的来源、兴起和传承并不靠高楼大厦的建筑，也不靠家财万贯的富有，更多的是靠一种一以贯之的侠骨柔情。汪家并非是高邮城的原住民，他们祖上从徽州迁居于此，繁衍生息，最后只留下《汪氏族谱》，这些都抵不过现实的深情。
1991年，汪氏族人重修汪氏族谱，高邮一支自然也非常重要。这也不仅仅因为汪曾祺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也并非汪家及当时杨家名士辈出，而是因为这个家族总有一种深情在血脉中传续。肉身的消逝，家族的散走，坟冢的有无都没有什么可惜的,在这次新修的族谱中，为之作序的汪曾祺坦言,“汪氏虽非巨族”，但“文学之士”“代不乏人”;“续修家谱，其意至善”，是为“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其实,“民德归厚”只是一种愿景，大多是看不见的未来，而“慎终追远”才是一件实在的事情。伟大不过是别人的判断，眼下的深情才是迷人的传承——比如当年在窑庄思念妻子的汪菊生,他非但没有想到自己未能和亡妻一起合葬，恐怕更没有想到自己的坟茔被无声地夷为平地。可是这样失落的情况并无十分的可悲可言，他的深情被自己的儿子记得和承续，才是真正的世上“其意至善”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