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氏去世之后汪菊生的种种行为，表现出他对妻子的深情，尤其是在北窑庄的生活情形，以及对汪曾祺的深爱，都展现了这位传统士绅为夫为父的本分和儿女情长。这种专注和深情对汪曾祺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对于一个生活可算是优渥的世家子弟而言，母亲不幸早逝及归葬北窑庄的童年经历，通过乡土的独特场域，让汪曾祺在田畝之中理解并学得了深情的能力。这对于一个作家而言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当然，对于汪菊生或者说整个汪氏家族而言，乡土只是生活的来源之一。汪菊生在田野的努力无论事实上取得了怎么样的收获，仍然应该将这种情形归纳为一种“精神地界”。他们毕竟不是真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土地对他们来说，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寄托。这种寄托表现的是独特的精神品质，更有可能是像陶渊明的“田园”。在这样的乡土世界里，他们是在隐遁，甚至是在逃避，但这种皈依又会比农人本身的依赖更具有迷人的精神品质。他们会在贫瘠的土地上看到光，这是一种士人的精神之光，是读书人在土地上读到的一往情深。对于汪曾祺而言，这道光是明亮的。在早年与父亲一起的生活中，他能够清晰地记得这些光亮照耀到的很多细节，多少年后它们依旧闪亮。在《我的父亲》中，汪曾祺记得：
父亲很喜欢我。我母亲死后，他带着我睡。他说我半夜醒来就笑。那时我三岁(实年)。我到江阴去投考南菁中学，是他带着我去的。住在一个市庄的栈房里，臭虫很多。他就点了一支蜡烛，见有臭虫，就用蜡烛油滴在它身上。第二天我醒来，看见席子上好多好多蜡烛油点子。我美美地睡了一夜，父亲一夜未睡。
二
令人欣慰和温暖的是，这种深情在汪曾祺的生母去世之后，依旧能够延续与生长。汪菊生此后两次续弦，对于其个人生活而言可谓多有波折，但两位继母对汪曾祺也都有着很深的情分。这一点，汪曾祺在日后的回忆中是明确做了交代的。这两位女子都不是城里人，一位是南郊车逻人氏，一位是临县紧邻车逻的邵伯人。后者家业殷实，算是“大地主”，但对于汪家，特别是比之于名士辈出的杨家而言，应该还算是乡间人士。这两位继母对于汪曾祺的情分是格外深切的。在《我的母亲》一文中，汪曾祺这样回顾这位张姓的继母：
我的第一个继母娘家姓张。她们家原来在张家庄住，是个乡下财主。后来在城里盖了房子，才搬进城来。房子是全新的，新砖，新瓦，油漆的颜色也都很新。没有什么花木，却有一片很大的桑园。我小时就觉得奇怪，又不养蚕，种那么多桑树做什么?
张庄起源久矣!传言宋朝时，其先人由河南荥阳逃难至此，到清朝名盖一方。解放前，光布店就有五大家，各类商行、南北杂货等应有尽有，人称“小扬州”。张二房制作的陈瓜酒曾送往南洋参展。张庄又称公田张庄，后因为纪念烈士陈特平易名。张家从张庄迁到城里盖房子，周围有很大的桑园。汪曾祺觉得奇怪——其实这是车逻古镇的传统产业。这里历来有养蚕的传统，后世有规模更为大而专业的蚕种场。高邮种桑养蚕的历史久远，早在宋代，高邮人秦观就有第一部蚕桑专著《蚕书》传世，影响尤为深远。这大概对于诗书传家的汪曾祺来说“觉得奇怪”，但对乡人而言，并不怎么奇怪。
张氏虽为继母，但对汪曾祺尤为疼爱，张家对于这位大少爷也是格外重视的，这对于年幼丧母的汪曾祺来说是无比的温暖。在汪曾祺幼小的心里，这种温暖是具体的，是一种遥远而又清晰的记忆，是一种通过梦境抵达心灵的味道，是一种永世受用的深情。这种深情可能汪曾祺在自己生母身上也没有体味到，但生活给了他一种补偿，一种母爱的接续，这是一个孩子的幸运。在《我的母亲》中，他深情地回顾道：
她每次回娘家，都是吃了晚饭才回来。张家总是叫了两辆黄包车，姐姐和妹妹坐一辆，娘搂着我坐一辆。张家有个规矩(这规矩是很多人家都有的)，姑娘回自己婆家，要给孩子手里拿两根点着了的安息香。我于是拿着两根安息香，偎在娘怀里。黄包车慢慢地走着。两旁人家、店铺的影子向后移动着，我有点迷糊。闻着安息香的香味，我觉得很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