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无疑是“重视”汪曾祺的，但对于一个孩子而言，继母将他搂在怀里的“重视”才更重要。虽然总是迷糊地睡着了，但是那种幸福是刻骨铭心的，比安息香的味道还要香。汪曾祺知道自己继母的处境：在张家她是不受重视的，这更让他对继母对自己的重视无比感念。一个人的感情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一定是从自己生活的环境里学习来的。这种学习对于一个人，特别是一个作家而言是重要的。日后人们说汪曾祺的文章是“人间送小温”，这温度的缘起大概便是他从小在生活里学习来的，是生活和亲人们给了他特别的深情。母亲早逝的汪曾祺是敏感的，他能感受到生活的不安，能够从生活的细节中体会到继母的不容易，也更懂得感恩。他对继母那种“说不出来的感情”是一种无从表达的深情：
她是长女，但是我的外公显然并不钟爱她。她的陪嫁妆奁是不丰的。她有时准备出门作客，才戴一点首饰。比较好的首饰是副翡翠耳环。有一次，她要带我们到外公家拜年，她打扮了一下，换了一件灰鼠的皮袄。我觉得她一定会冷。这样的天气，穿一件灰鼠皮袄怎么行呢?然而她只有一件皮袄。我忽然对我的继母产生一种说不出来的感情。我可怜她，也爱她。
张氏的生活境遇也的确不好，她是和自己的姑妈一起长大的。姑妈家姓吴，也算是她的继母。大概是知道寄人篱下的日子不好过，日后张氏对汪菊生前妻的孩子便大有特别的感情。“后娘不好当。我的继母进门就遇到一个局面，‘前房’(我的生母)留下三个孩子：我姐姐，我，还有一个妹妹。这对于‘后娘’当然会是沉重的负担。上有婆婆，中有大姑子、小姑子，还有一些亲戚邻居，她们都拿眼睛看着，拿耳朵听着。”张氏应该是深情和隐忍的，可是天不假年，她因肺病离世。汪曾祺记得，继母身体不好，“她婚前咳嗽得很厉害，和我父亲拜堂时是服用了一种进口的杏仁露强压住的”。
汪曾祺的第二任继母任氏，陪汪菊生走完了一生。汪曾祺其时已经十七岁，和姐姐一起去邵伯参加了父亲的婚礼。对于这段经历，汪曾祺觉得有一些细节很有趣，也能说明他对于父亲的这一段与邵伯大地主家的联姻是理解并且心情愉悦的：
我父亲是到邵伯结的婚。那年我已经十七岁，读高二了。父亲写信给我和姐姐，叫我们去参加他的婚礼。任家派一个长工推了一辆独轮车到邵伯码头来接我们。我和姐姐一人坐一边。我第一次坐这种独轮车，觉得很有趣。
此时的汪曾祺已经在外读书，再后二年，他经由上海辗转他乡，开始离家四十多年的游子生涯。其间的1946年，汪曾祺回扬州与家人短聚。据乡人陈其昌调查，任氏娘为首的一大家子为躲避战乱举家上扬州(其时汪菊生在省立镇江医院就业)，住在皮市街中段风箱巷一座道台住过的大院子，房有几进，且有花园。任氏娘的父亲任协坤是邵伯的大地主，有田近万亩。任氏娘是老大，下有五个弟弟、五个妹妹。举家生活，有厨子、佣人多人。任氏娘带着晓纹、海珊、丽纹、锦纹、海容住在其中一个院落。因为汪氏举家迁扬，这才有了汪菊生、汪曾祺的扬州行。其时，汪曾祺既有亲人欢聚的愉悦，又有无业的苦恼。汪菊生在医院工作，有其专长(眼科)。他与人为善，风流倜傥，多才多艺，极有人缘。在任协坤眼里，汪菊生是个好女婿;在小舅子任胞与、任淮眼里，菊生是个好姐夫。汪曾祺与家人见面后，随父亲回镇江寻职，结束了他们的这一次的扬州之行。这也是汪曾祺与任氏外公的最后一次见面。
此后经年，到了1981年，汪曾祺才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再次见到了年长自己14岁的任氏娘。汪曾祺曾经说过：“我对任氏娘很尊敬。因为她伴随我的父亲度过了漫长的很艰难的沧桑岁月。”任氏娘对汪曾祺很客气，称呼他“大少爷”，直到汪曾祺1986年再回高邮时，才改口叫“曾祺”。据肖维琪先生亲历见闻，1981年汪曾祺回家看望任氏娘，有好多人陪同，家中也有好多人等着他。才到大门口，汪曾祺就要对任氏娘下跪，被众人劝住、拉起。1986年10月27日，汪曾祺借着到扬州参加一次创作座谈会的机会回了一趟高邮，28日中午又赶回扬州。27日晚，汪曾祺先生执意要去看望任氏娘。这一次，他一如既往地要行跪拜礼，被家人拦住，最终他还是单膝跪地向任氏娘表示问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