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亮喜欢把垂下的长发，轻轻浸在河里，洗濯它一路走来惹上的尘埃。
萧红出生时，呼兰河水是清的。萧红在香港辞世时，呼兰河水仍是清的。由于被日军占领，香港市面上骨灰盒紧缺，端木蕻良不得不去一家古玩店，买了一对素雅的花瓶，替代骨灰盒。这个无奈之举，在我看来，是冥冥之中萧红的暗中诉求。因为，她的灵骨是花泥，回归花瓶，适得其所。
卧听着“海涛闲话”
香港沦陷，为安全计，端木蕻良将萧红的骨灰分装在两只花瓶中，一只埋在浅水湾，如戴望舒所言，;另一只埋在战时临时医院，也就是如今的圣士提反女子中学的一棵树下，仰看着花开花落。
我三月来到香港大学做驻校作家时，北国还是一片苍茫。看惯了白雪，陡然间满目绿色，还有点不适应。我用晚饭后漫长的散步，来融入异乡的春天。
从我暂住的寓所，向南行五六分钟吧，可看到一个小山坡。来港后的次日黄昏，我无意中散步到此，见到围栏上悬挂的金字匾额是“圣士提反女子中学”时，心下一惊，难道这就是萧红另一半骨灰的埋葬地?难道不期然间，我已与她相逢?
我没有猜错，萧红就在那里。
萧红1911年出生在呼兰河畔，旧中国的苦难和她个人情感生活的波折，让她饱尝艰辛，一生颠沛流离，可她的笔却始终饱蘸深情，气贯长虹。
萧红留下了两部传世之作《生死场》和《呼兰河传》，前者由鲁迅先生作序，后者则是茅盾先生作序。而《生死场》的原名叫《麦场》，标题亦是胡风先生为其改的。可以说，萧红踏上文坛，与这些泰斗级人物的提携和激赏是分不开的。
婚姻和生育，于别人是甜蜜和幸福，可对萧红来说，却总是痛苦和悲凉!难怪她的作品，总有一缕摆不脱的忧伤。
萧红在情感生活上既幸运又不幸。幸运的是爱慕她的人很多，她也曾有过欢欣和愉悦;不幸的是真正疼她的人很少。她两度生产，第一个因无力抚养，生下后就送了人;而在武汉的白朗家生下第二个孩子时，萧红身边，却没有相伴的爱人，孩子出生不久即夭折。
萧红才情的爆发，恰恰是她在香港的时候，那也是她生命中的最后岁月。
萧红与萧军在东北相恋，在西安分手。他们的分手，使萧红一度心灰意冷，她远赴日本疗伤。那期间，她的作品并不多，有影响的，应该是短篇小说《牛车上》。赴日期间，鲁迅先生病逝，这使内心灰暗的她，更失却了一份光明。《呼兰河传》无疑是萧红的绝唱，茅盾先生称它为，可谓一语中的。
萧红去了，但她的作品留下来了，她用作品获得了永恒的青春!
萧军、端木蕻良和骆宾基，这几个与萧红的情感生活紧密相连的男人，在萧红故去后，彼此责备。萧红身处绝境，一盏灯即将耗掉灯油之际，竟天真地幻想着尚武的萧军，能够天外来客一样飞到香港，让她脱离苦海。萧红临终前写下的“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可以说是她对自己凄凉遭遇的血泪控诉!事实是，
“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
我想起了多年以前，追逐着萧红足迹的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先生，对我讲起他当面指责端木蕻良辜负了萧红时，端木突然痛哭失声。我想无论是葛浩文还是我们这些萧红的读者，听到这样的哭声，都会报之以同情和理解。毕竟，那一代人的情感纠葛，爱与痛，欢欣与悲苦，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端木蕻良能够在风烛残年写作《曹雪芹》，也许与萧红的那句遗言不无关系：而且，按照端木蕻良的遗嘱，他的另一半骨灰，由夫人钟耀群带到了香港，埋葬在圣士提反女校的树丛中，默默地陪伴着萧红。只是岁月沧桑，萧红那一抔灵骨的确切埋葬地，没人说得清了。只知道她还在那个园子里，在花间树下，在落潮声里。
萧红在浅水湾的墓，已经迁移到广州银河公墓，而她在呼兰河畔的墓，埋的不过是端木蕻良珍存下来的她的一缕青丝而已。一个人的青丝，若附着在人体之上，岁月的霜雪和枯竭的心血，会将它逐渐染白;而脱离了人体的青丝，不管经历怎样的凄风苦雨，依然会像婴孩的眼睛一样，乌黑闪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