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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人物品藻的客观性探析

时间:2022-01-01    来源:馨文居    作者:王旭莹  阅读:305 次

  二、影响人物品藻的因素

  (一)政治因素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频繁,相对动荡的时代,那个时期的士人心态、文学、人物品评标准都难免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大方面,表现为人物审美上更加重视才能而非德行修养,曹操在建安十五年颁布了《求贤令》之后这种风气更盛;这种影响体现在小的方面,就表现为个体的人物评价的客观性,受到政治形势、政治立场的影响。如,“品藻”中的第八十八则:

  旧以桓谦比殷仲文。桓玄时,仲文入,桓于庭中望见之,谓同坐曰:“我家中军,那得及此也!”

  结合当时的政治形势分析,桓玄执政之时,殷仲文是桓玄的亲信,深受重用,还顺势劝说野心勃勃的桓玄篡位,正是这种政治上的互相利用,才使得桓玄对殷仲文大肆夸赞,根据《晋安帝纪》中的记载:“仲文有器貌才思”“少有才藻,美容貌”,但他对桓玄极尽阿谀奉承之事,自己的堂兄弟殷仲堪死于桓玄迫害,但他仍能毫不在意地替桓玄办事。桓玄的堂兄弟桓谦,史书载其“详正有器望”,虽然才名方面不及殷仲文,但为人方面却胜过殷仲文。桓玄对殷仲文的大力称赞,完全是因为政治需要,而他对殷仲文这种有才无德之人的重用,也体现了东汉末以来人物品评标准的演变。

  再看第四十一则:

  未废海西公时,王元琳问桓元子:“箕子、比干迹异心同,不审明公孰是孰非?”曰:“仁称不异,宁为管仲。”

  当时,桓温称帝的野心昭然若揭,皇帝司马奕谨小慎微,桓温找不出废帝的理由,便污蔑皇帝有痿疾,三个孩子都是后妃与外人私通所生,以图废掉皇帝,夺取帝位。上面这则对话发生在司马奕尚未被废的时候,桓温不称赞敢于直谏的仁人箕子、比干,而是说自己宁愿成为辅助齐桓公一匡天下,九合诸侯的管仲,其妄图把持朝政的野心已经流露。从这则故事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东汉末之前的一些所谓“仁人”“忠臣”的人才评价规范,在魏晋时期已经受到了冲击,个人的才干和能力在人物品评中所占的地位逐渐上升。

  (二)个人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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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东汉末年群雄割据,战争连绵,跟汉室王朝一起逐步走向崩溃的,还有一直被汉王朝奉为圭臬的儒家伦理体系,“同维护皇权统治相联系的汉代名教之治的诱育下培养出来的对纲常道德的讲求,不得不一时让位于智慧、力量的角逐。”人的个性从天命和神意中挣脱出来,表现到文学创作中去。同样,《世说新语》在记录当时名士言行的时候,也体现出了不同人物不同的性格特征,而人物的个性同样也影响了人物品藻的客观性,可以分为三个小部分,个人性情、个人识人能力的影响与评价主客体间亲疏关系的影响。

  如第七则:

  冀州刺史杨淮二子乔与髦,俱总角为成器。淮与裴頠、乐广友善,遣见之。頠性弘方,爱乔之有高韵,谓淮曰:“乔当及卿,髦小减也。”广性清淳,爱髦之有神检,谓淮曰:“乔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淮笑曰:“我二儿之忧劣,乃裴、乐之优劣。”论者评之,以为乔虽高韵,而检不匝,乐言为得。然并为后出之俊。

  刘孝标的注中提到:“乔字国彦,爽朗有远意。髦字士彦,清平有贵识。并为后出之俊,为裴頠、乐广所重。”我们可以看一下《晋书》中对裴頠的评价:“弘雅有远识。”所以性格弘方的裴頠更看重“爽朗有远意”“有高韵”的杨乔;而“性冲约,有远识”的乐广,则更推崇“清平有贵识”的杨髦。裴頠更看重于高雅的气质,而乐广更喜欢高洁的精神操守,他们二人都是当时名士,但是因为两人的性格不同,所以对杨氏兄弟二人的优劣评价也略有不同。

  再比如第五十则:

  刘尹谓谢仁祖曰:“自吾有四友,门人加亲。”谓许玄度曰:“自吾有由,恶言不及于耳。”二人皆受而不恨。

  这则故事非常短,却生动勾勒出刘惔狂妄自大的形象,他将谢尚、许询比为颜回、子路,已经有高看二人的嫌疑,而言谈之间以圣人孔子自居,用弟子门人来与自己的同辈的人物相比较,更能看出其为人狂妄,不知自谦。而《晋书》中关于刘惔的记载也有“性简贵”,“高自标置”等词语,桓温询问他当世清谈第一流人物是谁,他倨傲地回答:“故在吾辈​‍‌‍​‍‌‍‌‍​‍​‍‌‍​‍‌‍​‍​‍‌‍​‍‌​‍​‍​‍‌‍​‍​‍​‍‌‍‌‍‌‍‌‍​‍‌‍​‍​​‍​‍​‍​‍​‍​‍​‍‌‍​‍‌‍​‍‌‍‌‍‌‍​。”评价主体的性情不同,在人物品评上侧重的方面也会不同,而评价的结果自然也会受到影响。而这种将个人好恶带入人物品评之中,而不再僵硬地遵循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做法,也体现了魏晋时期士人个性的觉醒,刘惔虽然狂妄,却不失率真,这正是魏晋风度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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