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黄州时期的将“老”——时间空茫之梦与超脱
谪居黄州的时期，成为苏轼生命中最关键的蜕变期。“乌台诗案”的荒谬性与残酷性触发了苏轼对于个体生命与外界矛盾更深层的思考，他更为集中地对“老”和时间进行体察和书写，也展现出新的精神风貌。
苏轼初抵黄州时作诗云：“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3]1031(《初到黄州》)元丰二年(1079年)的他38岁，对于类似文字狱的诗案他无力辩驳，人生经历已添几分沧桑，将“老”而未老，只得在笑己之语里透出彷徨。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他也无法立即消解自己的颓靡与挣扎，如《南乡子·集句》上阕所言“怅望送春怀。渐老逢春能几回”[4] 657，想到春去春来是自然中永恒轮回的规律，人却是在不断衰老中流失了遇春的机会。这是生命与自然外界之间的矛盾。这一句发问比原先“花不看开人易老”单纯的时间流逝体悟多了一份复杂和厚重，而这一首词与苏轼大多数仍留一个明亮结尾的作品不同，直到最后一句也是“一寸相思一寸灰”的黯淡底色，情感的内敛中蕴含着更深的悲痛与无奈。
黄州时期成为苏轼精神成长的契机，在这以后苏轼坦然谈“老”，对自我的价值有了更明晰的认识，得以用“梦”化解世事纷扰，在自适中逐渐走向更高层次的空灵境界。然而面对他人的年老和逝去，唤起生命最深处的叹惋，真的能仅凭一“梦”对抗吗?特别是在真正面对身边人的死亡时，必须经过循环的消解过程。
《定风波·月满苕溪照夜堂》为苏轼在1091年经过吴兴所作。在小序中他记录道，十五年前他曾与张先等六人在此相会，如今却是五位故人皆已辞世，感念而作。“月满苕溪照夜堂，五星一老斗光芒。十五年间真梦里，何事?长庚对月独凄凉。绿鬓苍颜同一醉，还是，六人吟笑水云乡。宾主谈锋谁得似?看取，曹刘今对两苏张。”[2]677上阕写曾经的聚会，月光流转充盈一如当初，“满”字让人想到积水空明的场景，又似乎是哀思的满溢。“五星一老”呼应当年张先“老人星”之语，暗示五位故人的离世，或许是化为了天空中亘古不变的明星，又让人能够对待生命的消失，略微化解悲伤。可是，如果人生、生死真的都是一场“真梦里”，又为什么心境如此寂寥?为什么只能独自面对月光哀伤?在追忆面前，生命的有限被放大了，悲剧意识更为强烈。下阕又跳回现实写眼前的场景，仍是六人醉中会饮谈笑，气氛也有所缓和。结尾点明这一次的六客，然而，细细比对名单，也许只能发现除了自己再也没有故人。苏轼真挚而深情，面对故人逝去所体验到的“老”注定来自人性深处，想到生命痕迹的不见，只能通过由兴起到消解、再兴起的循环过程来一次次超越。在这一层面上，这位性情中人也将怀着对生命的爱，凝视生命的悲剧性，不断寻求无解的出口，也实现灵魂的升华。
三、岭南时期“老”而忘“老”——保持生命鲜活的质感
苏轼于绍圣元年(1094年)被贬惠州，从此晚年几乎都是在海南度过。个人的渺小命运再次被时代所摇摆，面对蛮荒之地恶劣的环境、渐趋衰弱的身体，取得心理的安宁与平衡显得更为重要。苏轼这一时期对外物的依托减少，更关注内心本身，建立起了心灵的归宿与价值。
事实上，这一时期的苏轼仍然不是全然的超脱。有诗为证：“倦枕厌长夜，小窗终未明。孤村一犬吠，残月几人行。衰鬓久已白，旅怀空自清。荒园有络纬，虚织竟何成。”[3]2324(《倦夜》)首联点明时间的残酷性，当深夜难寐，盼不到天明，时间的流动都变得缓慢而清晰，仿佛是一点点地蚕食剩余的生命。颔联转向室外，空阔的孤村唯有犬吠、残月，人的生命在广阔时间面前不过是一粟，衰老之感越发强烈。颈联悲白发、空自清，情感陷入了更深的迷茫。在精神脆弱时听觉更灵敏，伴随着尾联中纺织娘凄婉的低吟，“荒原”“虚织”再次强调价值的缺失，时间带来的悲剧意识最终指向虚无。但是，思索也恰恰意味着生命体验的意识不曾消减，是一个不断反思与追寻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