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没有水泊梁山开山鼻祖王伦的百般刁难，也就没有林冲火并王伦的血腥事件，也不会开创以晁盖为首的梁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新局面，继而废除由王伦所设立的“王氏投名状”。这是梁山事业全面“步入正轨”的人心所向，“稳步发展”的大趋所势。
众所周知，“投名状”作为古时表达忠诚的一种民间文本，意指某人在加入某组织前，须签订一份生死契约，以表自己投靠“组织”的意愿、对领导忠心的决心、遵守相关“规章制度”和履行义务的承诺方式。获得“投名状”便获得了“入伙证明”，正式落草为寇。而摆脱“投名状”的方法，唯有接受招安一条路可选。但“王氏投名状”严重违反“盗亦有道”的基本准则和“三不杀”的江湖惯例：但凡入伙山寨者，无论被杀者身份如何，均需交纳人头一颗，以示忠诚，这样做等同于切断自己的后路。如此，唯有死心塌地地与山寨共进退，共存亡。由此可见，“王氏投名状”实为一部违背人伦普世、行为普适的恶中之法。
“王氏投名状”的入伙条件，看似简单，却暗藏杀机。首先，山寨方面手握入伙者的杀人证据，倘若有心猿意马之心，背叛山寨，山寨管理者势必将之交由官府处置，其结局可想而知。其次，“王氏投名状”将黑白两道的管理模式嵌入其中，扰乱纲纪，破坏国法。纵观中国黑道发展简史，黑道组织排除异己的手法莫过于两种：黑吃黑与白吃黑。黑吃黑，即通过内部制裁的方式排除异己。基于错综复杂的黑道内部关系，直接“干掉”异己，必然会引起一系列的后遗症，会引发严重内讧，甚至出现组织解体的可能。而白吃黑，即通过官府安插卧底的方式排除异己。把黑道内部统计的“黑名单”秘密交给官府处理。这样做，对官府而言，属于“打黑功绩”;对黑道来说，异己经由官府查办，和黑道无关。于是与之有关的其他人则无法可说，其他黑道组织也会认为此举符合江湖惯例。由此可见，将“黑白通吃”的“王氏投名状”设置为山寨基本法，实为不折不扣的恶中之法。
鉴于“王氏投名状”中可杀对象的不确定性，他们可以是贵胄庶民，可以是老翁妇孺，这就注定了这部基本法的邪恶性。如果长期贯彻并执行此套恶法，必然会恶化山寨同当地人的关系，失去必要的群众基础;必然会招致其他山寨的强烈不满，失去必要的江湖基础，随时面临着黑白两道愤而诛之的危险。对比黑道的“三不杀”原则，即不杀僧人，妓女和戏子。根据黑道信奉准则，如杀僧人，担心会招致诅咒，谴责;按照伦理观念，如杀妓女，担心会招致唾弃，指责。再者妓女实际由青楼管理，而黑白两道一同管理青楼，实行股份制经营，得罪哪一方都难脱干系。而不杀戏子，则是因为很难管住说书人的快嘴，并由此大大降低了山寨声誉，为后续招募入伙者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俗话说的“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就是这个道理。“王氏投名状”将“三不杀”原则变更为“通杀”准则，不但犯了江湖大忌，更视社会契约于不顾，实为十恶不赦的恶中之法。
基于林冲的成长环境及性格特征，倘若不发生高衙内调戏林妻事件，不发生佞人连环诬陷林冲事件，林冲是一个安于现状，对统治阶级抱有幻想的魔幻现实主义者。以其禀性，落草的林冲是不会背叛山寨，更不需通过获取“投名状”来博得一席之地。以水泊梁山的占地面积，岂无“林冲栖身之所”?而王伦抛出所谓“粮少房稀”为由拒绝林冲入伙请求;随后晁盖等人携不义之财“生辰纲”入伙，王伦又以此为由来打发晁盖等人，显然违背社会情理。林冲见状，义愤填膺，杀气腾腾，于是火并王伦事件的发生便在情理之中矣。
作为“投名状”的立法者王伦，在制定此法时，未充分考虑到法的精神。根据法理常识，制定并颁布一部山寨法律法规，需经由“山寨代表大会”提出，其委员会成员可从山寨全体人员中产生，大会成员对法律法规统一审议后，向山寨主席团提出审议报告，并对重要意见进行修改和细化。当山寨全体代表投票数过半以上，原则上这项法律法规便可通过并生效。任何生活于山寨的梁山籍人员，均应遵守此法，违者必究，一视同仁。而王伦把“王氏投名状”视为“个人意志”的执政方针，实施独裁，违反法的立法意义，违背法的法理精神。
王伦的人生悲剧在于到死都没有搞清楚一个哲理：无论行独裁之制，还是施民主之举。在法理的框架下，任何人都有被杀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