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檀香刑》是莫言继《红高粱》和《丰乳肥臀》之后的又一部广受热捧和关注的作品，是莫言五年精心创作的一部具有乡土独创性的长篇小说。《檀香刑》是一部从形式到价值指向上有着丰富内涵的作品。小说以1900年德国侵略者在山东修建胶济铁路、袁世凯镇压义和团、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出逃这样错综复杂的历史节点为背景，运用象征的手法，叙述了高密东北乡猫腔戏班班主孙丙联合义和团反抗德国总督修筑胶济铁路失败后，被大清刽子手“状元”同时又是他亲家的赵甲施檀香刑而死的故事，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发生在“高密东北乡”那个可歌可泣的清末民族反殖民抗争。《檀香刑》一经问世，即好评如潮，获得了诸多奖项，并受到世界资深评论家的肯定。
一
一般来说，在莫言的小说中处处弥散出死亡的味道，死亡现象频繁出现，作者对重要的死亡场面重力渲染，在有的作品中亡者的灵魂还贯穿文本的始终。莫言的小说一向充满对惨烈刑罚的描写，这种刑术的文化指向，到《檀香刑》发展到高峰。《檀香刑》提及一种让人死亡的新刑罚——檀香刑。这一小说故事围绕“刑”来做文章，这个刑是处人致死的极刑，蕴含着极深的象征意义。
就《檀香刑》所述故事的时代而言，随着封建统治者在经济、政治上的衰退，主流的封建道德也越来越腐朽，这就使得其时的道德危机更趋严重。在小说中，莫言借助德国总督克罗德的口气，曾经说出了一句极为精辟的话：“中国什么都落后，但是刑罚是最先进的，中国人在这方面有着特别的天才。让人忍受了最大的痛苦才死去，这是中国的艺术，是中国政治的精髓……” 一般来说，道德与法律都是制度形式：法律是正式的制度形式，而道德则是所谓非正式的制度形式之一。在作为小说《檀香刑》之历史背景的晚清社会中，这两种制度都呈现出病态：道德趋于失范，而法律则反常地过度依赖于极刑的威慑。有这一个道德失范的社会状态，就有了滋生极刑的心理土壤。在清朝封建专制制度下，极刑被认为是维护专制统治的必要手段，具有一定的重要意义，也蕴藉了巨大的历史文化内蕴。《檀香刑》前后描述了七次行刑过程，分别使用“斩首”“腰斩”“阎王闩”“凌迟”“檀香刑”等刑罚。作者通过对各种酷刑的酣畅淋漓的精妙叙述，展示了中国传统刑术内在的种种近乎荒诞的文化内涵，道出了中国传统刑术文化的血淋淋的真实本质。在看到一场场有关酷刑的至高境界时，在看到一场场有关人性的溃败场景时，我们就意识到，这些刑术远远超出了法律的惩戒意义，失去了皇权正常发挥的历史作用，沦为统治阶级以生命取乐的重要手段，也成为民众激活贫乏生活的一种特殊庆典。在莫言的笔下，这种“残酷美” “与民同乐” 的“缺德刑”变成一种高度象征，暗示了一种文化体系和权力体系的全面崩溃，也披露了人性深处的酷虐心理。
值得一提的是，莫言在《檀香刑》里将刑罚放到主要位置，并狂热地钟情于对各种刑术进行津津乐道的叙述，隐喻着深邃而厚实的历史文化内涵，着力表现人性的丑恶，给读者精心构思出难以名状的痛感，从而丰富了小说的象征意蕴。莫言通过对刑罚这一封建专制暴力的合法形态的大张旗鼓的演绎，曲折地阐释了他所承继的“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的历史观——封建专制主义的历史是一部“非人”与“吃人”的历史，以及整个种族在这段历史中以“帮凶”与“旁观者”的面目而存在的窘态。正如莫言所说：“我在《檀香刑》里当然写到了刑罚和死亡，但我写刑罚和死亡并不是如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为了展示暴力，而是想展示人性中的阴暗，而是想揭示一种不仅存在于历史中，也存在于现实中甚至存在于人心中的酷虐文化。”由此可见，《檀香刑》的意义，不是为了津津乐道地向人们展示某种刑罚的惨烈过程，而是通过这种过程，展现了统治阶级腐朽顽固的一面，艺术地再现了道德危机时代的人性异化，从而揭示了作品的主题寓意。
莫言之前的作品重点在于政治批评，而明显转向文化批评和人性审视则是从《檀香刑》开始。《檀香刑》标志着莫言先锋作家的姿态的撤退和一种文化上的抵抗。毫无疑问，莫言一直是新时期作家中勇于探索的一位，他在《檀香刑》中表现出了极强的民族化色彩，他自称这部新世纪力作是其创作过程中的“一次有意识地大踏步撤退”。莫言自己这样解释这种“撤退”：“所谓‘撤退’，其实就是向民间回归。”在结构形式上，作者使用了古代作文的章法;在语言形式上，小说以“猫腔”艺术形式，实现了这种“大撤退”，从而丰富了作品中所蕴涵的文化及审美的象征意义。
从整本书的结构来看，这部作品拥有结构形式上的传统特点，作者采用了中国小说传统的三段式结构模式，给了它一个奇特的命名：“凤头部”“猪肚部”和“豹尾部”。小说的“凤头部”和“豹尾部”每章的标题，都是叙事主人公说话的方式，采用第一人称叙事，来展现人物的内心独白。“凤头部”四章(眉娘浪语、赵甲狂言、小甲傻话、饯丁恨声)中，主角人物顺次登场，各说各话，演绎自己的悲欢离合。通过他们的絮絮叨叨，读者对人物性格、彼此间的关系以及故事情节有了初步了解。“豹尾部”五章(赵甲道白、眉娘诉说、孙丙说戏、小甲放歌、知县绝唱)，再次通过不同人物第一人称叙事彼此间或相互补充或矛盾对立的自言自语，共同完成对“檀香刑”整个施刑过程的叙述，同时也表现出人物之间不同的价值立场和情感观念。“猪肚部”虽然是用看似客观的全知视角写成，其实是用民间通俗的口头传诵方式讲述故事。可见，莫言借助这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叙述方式，又借助那种看似非常传统的文本结构，这些都蕴涵了深远的象征意味，一方面让《檀香刑》结构的空间感更加广阔远大，使贯穿小说的线索条理清晰故事丰满，又有自由的空间，从而充分展示了作者内心深处非凡的艺术想象力和高超的叙事独创性;另一方面又是作者构建民间立场、民间回归的一个重要象征，表达了他向传统致敬的态度，从而将小说的审美内涵延伸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内部。
莫言在《檀香刑》后记中说：“我在这部小说里写的其实是声音。”这里莫言所指的声音，即是“那在古老的胶济铁路上奔驰了一百年的火车的声音”和“流传在高密一带的地方小戏猫腔”的声音。在莫言所指的那种撤退和回归中起决定作用的就是猫腔这种声音。在《檀香刑》这部作品的叙述过程中，“檀香刑”是小说情节推进的线索和契机，而猫腔或明或暗地始终起着领唱、定调或起伏旋律的作用。无论是叙述故事情节，塑造人物形象，还是描写让读者毛骨悚然的行刑场面，都贯穿了猫腔。猫腔就像是文本的背景音乐，随着情节的高低起伏时而悲壮时而凄婉。所谓的“猫腔”,就是青岛人熟悉的茂腔，是流传在高密东北乡一带的地方小戏，起源于约一百年余年前。它曲调质朴自然，唱腔委婉幽怨，唱词通俗易懂，深受人民喜爱。茂腔被称为“高密四宝”之一，2006被中国国务院确定为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猫腔”就是一个象征，是一种刻意的回归的象征，它象征着来自民间，来自百姓自娱自乐的精神信仰。在文本中作者交代了“猫腔”的起源，它充满着人们对生活的无限爱恋和对生命的无限感恩。猫腔在小说三个部分中形成“强—弱—强”的节奏模式，例如《赵甲狂言》化用猫腔《檀香刑·走马调》，《小甲傻话》化用猫腔中的娃娃调，《眉娘诉说》用长调，《钱丁恨声》用醉调。这样的模式是随着情节的张弛而强弱有度的，推动了情节的发展，给作品带来了生动性和丰富性。《檀香刑》全文始终贯穿猫腔小调，它象征一种自发的、深沉的、坚韧的民间力量，展现了民间生活的艰辛与苦难。比如，第一章眉娘浪语的开头：“太阳一出红彤彤，(好似大火烧天东)胶州湾发来了德国的兵。(都是红毛绿眼睛)庄稼地里修铁道，扒了俺祖先的老坟莹。(真真把人气煞也!)俺亲爹领人去抗德，咕咚咚的大炮放连声。(震得耳朵聋)但只见，仇人相见眼睛红，刀砍斧劈叉子捅。血仗打了一天整，遍地的死人数不清。(吓煞奴家也!)到后来，俺亲爹被抓进南牢，俺公爹给他上了檀香刑。(俺的个亲爹呀!)——猫腔《檀香刑·大悲调》”。这段戏词，唱出了眉娘对亲爹为民负罪的心痛和对德国鬼子野蛮行径的仇恨。也如文章最后一部分豹尾部知县绝唱中，被上了檀香刑的孙丙也用猫腔唱出了心中的痛苦：“八月十五月光明，高台上吹来田野里的风，俺身受酷刑肝肠碎，遥望故土眼含泪，遥望着故土烈火熊熊，我的妻子儿女啊……”最后，所有人物集体入戏，与身受重刑的孙丙进行了一场悲壮的表演。这里的猫腔声音，虽然使我们感觉到悲哀和不幸，还是留给了我们希望，预示着民众的觉醒，于血腥中闪耀着重生的希望火花。
莫言几乎炫技般地采用了民间文学的结构形式，通过对民间说唱艺术的借鉴，帮助作品实现了“大撤退”，使作品真正走进民间。而这种“大撤退”其实也是一种高度的象征，作者“大踏步撤退”的宣言，表明了他停下了匆忙的脚步，回望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创作那一片属于他自己的空间。莫言的撤退是一种有意识地摆脱西方现代叙事技巧的影响，转向民间叙事资源的借鉴和创造，退回到民间，退回到传统，退回到我们不曾记起，来不及了解的神秘世界。用莫言自己的话说，那就是“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为一个现代的说书人，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但从《檀香刑》这部小说开始，我终于从后台跳到了前台。如果说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语，目无读者，从这本书开始，我感觉到自己是站在一个广场上，面对着许多听众，绘声绘色地讲述，这是世界小说的传统，更是中国小说的传统”。
二
莫言是当代文坛颇具创作个性和写作韧性的一位作家。他的小说对人生的洞察和对人性的剖析独显深度，使之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小说《檀香刑》的叙事结构就是由三个家庭的故事所组成的：孙丙的民间艺人家庭的故事、赵甲的刽子手家庭的故事、钱丁的仕宦家庭的故事。小说在他们的身上建立起完整的象征，代表不同的审美价值取向和深层社会内涵。
孙眉娘是莫言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女性形象之一。她是《檀香刑》小说的主线人物，在结构上有统领全篇的作用。她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独特的古代女性人物形象。在莫言的笔下，娇媚动人、敢爱敢恨的孙眉娘，就是一个象征，她象征着封建妇女对封建阶级的反抗，对男权的抗争，甚至对人生的壮烈追求，对今日的现代女性有某种启发的意义。孙眉娘被困在三个爹爹之间，他们分别是眉娘的亲爹、公爹和干爹：干爹与女儿跨越伦理;公爹乐意处死亲爹并以此为荣;亲爹无畏公爹的酷刑勇敢服刑，无助而又彷徨，在救与不救之间，孙眉娘的心被撕裂了。孙眉娘是个刚烈、风流的山东女子，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对复杂黑暗的现实社会缺乏深刻认识，性格坦白直率，泼辣伶俐，有社会责任感和亲情观。“俺什么都不懂，但俺懂俺爹没有罪!”她虽然貌美，但只因母亲早逝，没人给她缠足，长了一双“天足”，因为脚的大小而被人嘲笑，只好嫁给了以屠狗宰猪为生、懦弱无能的傻小子赵小甲，“俺老婆还不是一条完全的蛇，她只是生了一个蛇头，她有腿，有胳膊，身上还有两个奶子，头上还长着头发。但这也够让俺胆战心惊的啦。”眉娘是个如花似玉的美娇娘，又正值青春年少的年纪，面对这样无爱、不幸的婚姻，又出于本能的生理需要，以及对情感的极度渴望，她爱上那个粗粗、油油大辫子，皮肤白皙，年轻力壮的美男子钱老爷，填补嫁于赵小甲的不幸和空虚。“她的脑子里的空儿全被钱大老爷占满了。她的眼睛盯着一棵树，那棵树摇摇曳曳地就变成了钱大老爷。她看到一条狗尾巴，那根狗尾巴晃晃漾漾地就变成了钱大老爷脑后的大辫子。她在灶前烧火，跳动的火焰里就出现了钱大老爷的笑脸。她走路时不知不觉地就撞到了墙上。她切肉时切破手指而觉不到痛。她把满锅的狗肉煮成了焦炭而闻不到煳味。她无论看到什么什么就会变成钱大老爷或者是变成钱大老爷身上的一部分。”这一种原始的欲望表现了对男权世界和封建伦理的挑战。然而地位悬殊、各有家室却让她举步维艰，相思成病，为了追求自己的爱，她舍弃尊严，忍受嘲讽，变成一个在爱情和礼教之间挣扎的小女子。“天啊，天老爷，您把俺变成一只白鹭吧，您把俺的钱大老爷也变成一只白鹭吧……人分高低贵贱，鸟儿一律平等。”孙眉娘在这种不合理的、劣势的处境中，却想要摆脱封建束缚，渴望拥有平等的爱情观。但是作为一名被压迫、被束缚的、地位低贱的封建妇女，她并不可能真正达到现代新型女性所要求的“平等、自由、和谐”的爱情观高度，只能恰好毫不遮掩地体现了当时女性发自内心的呼唤。就是这样一个小女子，在知县钱大老爷派人来抓父亲时，她第一时间骑着骡子来报信;在孙丙被抓后，她以自己肚中的孩子为要挟，要求钱大老爷放了她父亲，并用自己的身体诱惑她的公爹赵甲，让他帮助自己保释父亲;在父亲遭受酷刑时没有一味地哭哭啼啼，而是费尽心思试图越狱救出父亲。在文章最后她为了救情人而杀死自己公爹赵甲，也显示了她身上蕴含的英雄气魄。
一个弱小的民间女子竟要承受这些磨难，被推上了血与火、恩与仇的情感的焦点之上，始终处于一个个矛盾的漩涡之中，在亲情、爱欲、家仇、国恨的情感中挣扎的她，显然是民间文化和民间生命形式的化身，她的身上充满着一种民间原始的正义感，并表现出一种超越男性的胆识，这些特质促成了她的侠义之举，在一定程度上寄予了作者对生命的礼赞和对自由的渴望，成为这部有着太多血腥味儿，太多阴郁潮湿氛围的小说中的一抹阳光。
“高密东北乡有一个胡须很好的人，姓孙，名丙，是一个猫腔班子的班主。”抗德英雄孙丙是一个民间文化和民间生命形式的重要代表，在战争中正义凛然、宁死不屈的他，成为莫言整个民族英雄王国的象征。这一小说故事最初的来源便是儿时听到的有关德国修建铁路时民间流传的英雄故事。主人公孙丙在清末民初就被当时的猫腔艺人搬上了戏台，把人生当成了演戏，把生活当成了广阔的舞台，从而演出了一幕茂腔大戏。“你不听猫腔，就不了解俺高密东北乡;你不知道猫腔的历史，就不可能理解俺们高密东北乡人民的心灵。”小说文本主要是孙丙的人生悲剧，这个悲剧既可以看做是小人物的悲剧，也可以看做是大英雄的悲剧。孙丙领头抗击德国人修铁路，固然有为妻儿命丧德国士兵枪下报仇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出自侠义文化养育而成的天性使然，是民族主义倾向。一语双关，小家与国家，为复己仇，同报国恨。在莫言的笔下，孙丙成为一个艺术家变身为民族英雄，可排在英雄之首。他虽然有逃出牢笼的机会，但为了维护住戏班班主、抗德英雄的美名，硬是走上了行刑台，接受非人的折磨，更显侠义精神。“俺爹是高密东北乡的孙丙!俺爹是唱猫腔的孙丙，俺爹是扒铁路的孙丙，俺爹是领导着老百姓跟德国鬼子干的孙丙!”
除了民间文化和民间生命形式的化身的孙丙的民间艺人家庭以外，还有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钱丁。作者没有将他刻画成老学究，而是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知识分子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复杂的性格特征。“反躬自问，余也不是大清死心塌地的忠臣。余缺少舍身成仁、手刃奸臣的忠勇，尽管余从小读书击剑，练就了一身武功。论勇气余不如戏子孙丙，论义气余不如叫花子小山。余是一个唯唯诺诺的懦夫，是一个委曲求全的孱头。”作者有意将他置于尴尬境地之中：他有为民办事的鸿鹄之志，可是黑暗的时代和优柔寡断的性格特征却总逼迫他做一些违背人民利益的事情。这一切注定了他的悲剧结局。“余的心中倒海翻江，一股股热血直冲头脑。余感到两耳轰鸣，双手发胀，恨不得扑上去扼住那畜生的咽喉，但是余不敢，余知道自己是个孱头。余缩着脖子，耸着肩膀，努力地挤出一脸笑容。”这句话将他的这种矛盾性格展示了出来。钱丁的这种矛盾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和眉娘之间的不伦之恋。钱丁在小说里始终徘徊在原配夫人和眉娘之间，现实的一切让他无法抉择。他的夫人象征着矜持、自尊、中和、适度以及闻达经世的礼教文化的理性选择，而眉娘则象征着狂放、热情、张扬个性、不拘礼法的原始生命力和诱惑。钱丁和眉娘之间的这种充满了情与欲的力量，冲击着官与民之间严格的等级秩序，带着某种叛逆者的意味。另一个是对孙丙遭受酷刑的无奈与无助状况，“我何尝不知道你爹无罪，但官命难违啊!”然而想到刑台上生不如死的孙丙，想到营救孙丙的戏班横尸台下，想到怀着身孕的眉娘撕心裂肺的哀嚎，原本潜伏在心底的责任、良心、正义、为民请命的愿望，终于浮现了出来，并且变得愈发坚决和彻底。最后，他成了政府的反叛者，在升天台上刺杀了赵家父子和受苦受难的孙丙，终结了孙丙所受的檀香刑，打碎了德国人让孙丙受刑至胶济铁路开通典礼之时的美妙计划，完成了由一个唯唯诺诺的朝廷命官向一个大义大勇的英雄侠客的蜕变。可以说，钱丁的最后反抗是莫言对“钱丁类”人们矛盾、自私、丑恶的人性寄予觉醒希望的象征，是人性中的一点亮色。
“他是京城刑部大堂里的首席刽子手，是大清朝的第一快刀、砍人头的高手，是精通历代酷刑、并且有所发明、有所创造的专家。”小说更着力表现的是人性的恶丑，而职业刽子手赵甲就是这个恶丑的象征。他既是酷刑的发明者又是执行者。一个是受宫廷礼仪熏陶了数十年的刽子手，不顾人伦与正义，冷酷无情。在他看来，“一个优秀的刽子手，站在执行台前，眼睛里就不应该再有活人;在他的眼睛里，只有一条条的肌肉、一件件的脏器和一根根的骨头。” 很明显，赵甲就像是阴阳两界的交接者，是死亡的代表。畸形的社会造就了畸形的职业。在某种程度上，赵甲俨然成了国家法律和权威的象征。他把自己的职业看做封建阶级治理国家的手段，因此在他眼里自己已经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人，而是神圣庄严的国法的象征。他深深地迷恋自己的职业并立志成为中国最优秀的刽子手，企图通过孙丙来完成自己作为大清第一刽子手的完美形象代表。赵甲给孙丙精心地实施檀香刑，虽然有着权力的强大盘压，有着自我刑技标榜的意味，但他临刑前对孙丙的那番话，也确实暴露了他内心深处的某些真情实感。这些情感，都有着深厚的民间文化基础，都浸润着传统伦理观念的价值取向，呈现出人世间自然而质朴的温馨力量。
莫言《檀香刑》中的人物形象有风流少妇、有民间好汉、有不识字的屠夫、有杀人不眨眼的行刑官、也有通过科举考试获得进士资格的“高知”县令，每个人的声音都自成一体，别具特色。放在舞台上的他们都是一个象征、一个符号、一个表示者。我们在阅读不同章节的过程中，能听到人物不同的叙述声音。而这些声音之中是历史之声、社会之声，更是作者本人的声音。
三
《檀香刑》是一部以施刑为高潮的现代寓言体戏剧，围绕一桩恐怖残忍的檀香刑。小说总共讲述了六次行刑过程，演绎了五种不同的刑术：赵甲受母亲幽灵的引导来到京城，目睹了刽子手处决“舅舅”的场景，此时用的是“斩首”;刽子手余姥姥惩处偷盗国库金银的库丁，用的是“腰斩”;余姥姥和赵甲联手处死太监小虫子，使的是“阎王闩”;赵甲给戊戌六君子执刑，用的是“斩首”;赵甲给刺杀袁世凯未遂的钱雄飞执刑，用的是“凌迟五百刀”;赵甲告老还乡后再度走上刑场，给孙丙上惊天动地的“檀香刑”。此外惨遭刑戮的还有在皇陵拉屎打兔子的“蚁民”。这些刑术，作为中国历史上极权统治人性沦丧的一种高度象征，隐喻着统治阶级那种近乎疯狂的非人道性、残忍性的专制本质。作者着力于一场又一场酷刑的叙述，精心地演绎着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暴烈场景，在“阎王闩”“凌迟”“檀香刑”等酷刑实施的过程中，受刑人的血、泪、汗和油一股股、一滴滴地流出，肉被一片片地割去，精神、力量和意志被一点点地毁灭，这些充溢着令人魂飞魄散的血腥之气，向读者展现了中国当时形形色色各阶层人物的生存状态，揭示了人性恶和嗜血本质，展露了人的审美趣味异化和变态心理，读来让人毛骨悚然，莫言也因此曾被冠以“嗜血恶魔莫言”的外号。
莫言运用大量的想象，将一个个行刑场面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强烈地震撼着读者的心灵。我们可以看到，在腰斩国库库丁时，被砍成两半的库丁，“用双臂撑着地，硬是让半截身体立了起来，在台子上乱蹦。……最奇的是那条辫子，竟然如蝎子的尾巴一样，直钩钩地就翘起来了。”在对小虫子实施“阎王闩”时，小虫子的惨叫“胜过了万牲园里的狼嚎”。在斩首戊戌六君子时，“刘大人(刘光第)的头双眼圆睁，双眉倒竖，牙齿错动，发出了咯咯吱吱的声响。”在凌迟钱雄飞时，“钱的舌头烂了，但他还是詈骂不止。……那残破的嘴巴里发出的像火焰和毒药一样的嚎叫”，并穿插大量的猫腔唱词和猫腔场面，蕴含了民间底层和庙堂高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种矛盾和冲突在山东高密马桑镇猫腔戏班班主、民间抗德英雄孙丙遭受檀香刑的过程表现得最为突出。一般来说，檀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原本是一种高贵气质的象征，但在这种病态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却成为一种空前绝后的刑术中的重要道具，“成为既坚硬、又油滑的精美刑具”，成为残酷与阴毒的文化符码。诚如钱丁所言：“檀木原产深山中，秋来开花血样红。亭亭玉立十八丈，树中丈夫林中雄。都说那檀口轻启美人曲，凤歌燕语啼娇莺。都说那檀郎亲切美姿容，抛果盈车传美名。都说是檀板清越换新声，梨园弟子唱升平。……都说是檀越本是佛家友，乐善好施积阴功……谁见过檀木撅子把人钉，王朝末日缺德刑。”面对受刑数天而不能死的刑术，“大概是活了三天，也许是四天。”孙丙自比岳飞，高唱着民族正义的理想大调走向刑场。在受刑刚开始，他又高唱着哀绝人寰的猫腔，愤怒地控诉统治者畏惧洋人的卖国行径。在遭受酷刑之后，他改唱为骂，痛斥专权者的奴性与凶残。孙丙受刑的第四天，群猫为他上演最隆重的猫腔戏，把酷烈的刑场变成了声势浩大的万猫高歌的狂欢舞台，统治者的淫威和酷刑的震摄作用都被狂欢的气氛消解得支离破碎，然而国家权力机构的昏聩无能最终导致这场盛大的狂欢戏在血雨腥风中凄然落幕。
《檀香刑》是一座陈列酷刑文化和暴政文化的展览室。我们透过一场场历史酷刑的盛大表演就会发现，莫言想要表达给我们的是隐藏在刑罚背后的人性：上层统治者(决定刑罚的皇权象征)、县官(判刑者的帮凶、国家机器的代表)、刽子手(刑罚的执行工具)、受刑者(权力的牺牲品、蔑视权威的精神象征)、普通市民(行刑中的看客)，而将这些人性中丑恶的东西及英雄气魄展示出来让大家看，向读者展示了一个无比残忍和可悲的事实：在一个充满内忧外患的国家里，封建统治者是多么愚昧残暴，而处于封建势力压迫下的整个民族是多么畸形变态。
莫言又可谓是一个色彩大师，一位用汉字来涂色的绘画大师。色彩在莫言的小说中变成了一片充满无限魔力的领地。莫言不仅将色彩当成一种象征，还把它当成实实在在的工具。他善于以色彩意象来配合主题的表达。惨烈的刑罚是《檀香刑》的焦点，为了配合主题的传达，莫言运用大量的色彩意象对众多血淋淋的酷刑场面进行灵动的描绘，使叙述不时地闪动着诗性的魅力，检验出人性的阴暗、冷漠和残酷的丑恶本质。
红色在《檀香刑》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象征灭亡和死亡，而这种死亡包含着根植于人性深处的残酷及丑恶的内蕴，从而配合小说主题的传达。比如，“它们知道，明天早晨，太阳刚冒红的那个时辰，就是它们见阎王的时候。它们不停地叫唤，发出的是灭亡前的哀鸣。”早晨太阳刚刚要升起的时侯是指出生时辰，这里却指在俺家栏里的那些菜狗和在圈里的那些肥猪被俺家小甲的杀猪刀子宰杀的死期，从而象征生命的太阳的红色变成死亡的象征。也比如，作者在描写屠户赵小甲时，这样描写道：“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俺的丈夫赵小甲是杀狗宰猪的状元，高密县里有名声。”一个傻里傻气，只懂得杀猪宰牛的屠户，他的杀猪刀子的颜色由象征纯洁的白色变成红色，就是他杀猪宰牛时所喷血的颜色，正因如此，“桶里的水，变成了红殷殷的血。”“一股明亮光滑、红绸子一样的热血，吱吱地响着，喷到瓦盆里。”这些意象都无一例外地体现了人性的酷虐心理。从杀狗宰猪进一步看血肉横飞、惨绝人寰的酷刑，作者在描写刽子手时这样描写道：“在囚车的两旁，护着两个穿黑衣、扎板腰带、戴红帽子、手里提着宽阔大刀的人。他们俩都生着紫红色的脸膛——那时我不知道他们是用公鸡血涂了脸。”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职业刽子手的黑衣，象征死亡、邪恶、恐怖。红帽子象征对行刑中的看客的警告、危险、禁止，也是血的象征，即受刑者的流淌血的象征。此外，脸上涂了鸡血的刽子，已经不是人，而是神圣庄严的国法的象征。因此，紫红色的脸膛是经仪式之后被赋予的行刑的权力的象征。可以说，作者对刽子手这样用颜色意象的描写，一方面表明他们对权力的追求，摆出他们不可一世的威风，另一方面把他们显得“格外凶狠和粗暴”，显示他们凶恶的本质。不但如此，作者还进一步给读者揭示了刽子手的病态思想。比如，“借着灶膛里的火光和天上的月光，咱家看到，那两根檀木撅子，在油锅里翻腾着，好像两条凶猛的黑蛇。”有生命的、静止的檀木撅子被喻为凶猛的黑蛇，黑色的凝重满含恐怖，但是对冷血、残酷的行刑者赵甲来看，酷刑成为一种精妙绝伦的审美过程，因此，死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死亡的过程，表明了中国传统刑术已从一个极权淫威的政治符号、一个维持社会机体正常运转的权力代码，而逐渐变成一个统治者自行取乐的病态方式。诸如此类的《檀香刑》中的颜色意象还很多，真是举不胜举。
值得注意的是，《檀香刑》中的颜色意象，正是中国传统审美风格的一种表现。以红色为例，红色在传统的审美意象中，代表温暖、热烈、激情、生命和死亡，它在中国的国民色彩意识中一直有着较高的地位。《檀香刑》中的红色意象也沿用了传统的含义，说明作品真正地实现了“大撤退”。
总之，《檀香刑》是一部文化意蕴异常丰厚的长篇小说。莫言向我们展示了一座卑污人性的展览馆。一场场历史酷刑的盛大表演，一场场民间游戏的狂欢场景。而在这个舞台上，人物、场景、情节、语言、意象无不具有象征的意义。小说取材于中国封建王朝的刑罚制度，通过对充满丑陋、残酷和暴力的行刑场面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向传统结构的借鉴，向猫腔这种民间色彩极强的艺术载体的借鉴，使得小说超越历史，跨越时空，让读者在痛苦的审美想象中，感受到生命内在的强悍美、悲壮美。正是莫言这个刑罚世界中所包含的种种繁复驳杂的文化内蕴，决定了《檀香刑》所蕴藉的那种深远的悲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