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从一部电影谈起。
这是一部美国电影——《Little voice》，译名叫《小嗓门》(或《声光乍泄》)。它讲述的是一个从来不说话的少女突然唱出优美的歌曲来的故事。情节很简单，没有大的波澜，却深深地吸引了我。
美丽的少女从小就是哑巴，父亲早就离开了她，她与性情暴躁、生活放荡的母亲相依为命。在庞大而古老的住宅里，这位少女像石头雕成的维纳斯，保持着古典的高雅和神秘的沉默。母亲不喜欢她，时常凶猛地对她发火，而她在受到责骂的时候像小羚羊般惊恐地跑回自己的小屋。小屋里有无数美妙的唱片。她在小屋里静静地倾听着这些唱片，微笑而沉醉。这是她整个的世界。每当她倾听的时候，她拥有一种不可侵犯的美丽和高贯。
有一天，家里安装电话，来了一个年轻而英俊的少年。次日，少年上门送用户卡，母亲不在家，少女打开了门。在那一刹那间，两颗单纯的心灵相遇了。两人眉目传情，心有灵犀。正在这时，电话响了，无法开口说话的少女惊慌失措。电话对她开说简直就是一个魔鬼——只要电话铃一响，她就感到自己的心灵受到深深的伤害。她没有能力去接电话，电话线那一头的人说话的声音对于她来说是那样的可怕。于是，在电话公司当修理工的少年立即冲到客厅帮助女孩接电话，但电话却中断了。少女想对少年说什么，却已然无法开口，她痛苦而忧伤地注视着少年的离去，躲在窗帘后面。
这天晚上，母亲带回她的情人。母亲和情人都喝得半醉了，两人继续在楼下狂欢，喝酒、跳舞、做爱，喧闹的声音响彻整座宅子。无法忍受喧闹的女孩在自己的屋子里打开唱片机，可是母亲在楼下大吵大嚷，命令她立即把音乐关上。女孩第一次不听从母亲的命令，从前温顺的脸上露出倔强的神色，汹涌的感情在她的内心深处涌动着。母亲的命令第一次对女儿失效了。母亲只好在客厅里打开音响，播放狂暴而粗俗的音乐，然后与情人翩翩起舞。突然，家中的电线短路了，一切回归平静，只剩下母亲与情人满足的呻吟。
几乎就在同样的时刻，从楼上的小屋里传出美妙绝伦的歌声。那声音穿破小屋，穿破外面茫茫的暗夜。那声音像来自天外，没有一丝一毫的烟火色。“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那歌声像是一道闪电掠过天宇。母亲和她的情人停止了做爱。母亲说，女儿怎么又放了一张新唱片。而母亲的情人则提醒说，家里已经没有电了，这是女孩自己的声音。
一头金发，一袭白裙，一张苍白的脸颊，一双忧郁的眼睛。女孩站在小屋的中央，张开了她那打一出生就没有张开过的嘴。她的喉咙就像是决堤的河水，她的从来没有活动过的舌头也无比灵巧地运动着。这是自己的声音吗?她自己也疑惑了，但她还是鼓起勇气表达着。喉咙与心灵之间，居然有如此神奇的联系，在漫长的时间里，它们之间的联系从来没有被接通过。心灵在发出心灵的声音，而喉咙却不作一点回应。当心灵与喉咙相遇时，就像心仪很久的朋友，多年通信而未曾谋面，亲切而有些羞涩地牵手。那统治了她十多年的生命的寂静和沉默，终于在这一刻全面崩溃。而女孩的声音，就像曾经被淹没的岛屿，伤痕累累地浮出水面，迎接阳光的第一次抚摸。
女孩的眼里充盈着泪水。她只知道，这是自己的表达，自己必须表达，也终将赢得表达的权利。上帝是公平的，上帝赐给人表达的自由，上帝恩惠着地球上热爱他和不热爱他的子民们。《圣经》中这样说：“义人的口，发出生命的言语，是生命的泉源。”对于这个沉默了十几年的少女而言，她唱出的是生命的言语，而同时也让别人感到甘甜。
她表达了，所以她解放了;她表达了，所以她自由了;她表达了，所以她幸福了;她表达了，所以她快乐了。
我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看这部片子的。这部片子只能在夜深人静时观看。在这样的时刻，宁静而安谧的时刻，我与女孩的歌声迎面相遇。在优美的歌声后面，是一颗纯洁的心灵。女孩歌唱的不仅是音乐，而是心灵。在那天晚上之前十多年的岁月里，她在无声的黑暗中挣扎着，极其苦楚，却没有外露出任何挣扎的痕迹。女孩是安祥的、温和的，有的时候她专注于某一件家具，整整一刻钟，脸上带着满足的微笑。她简直就是一个与世无争的小动物。她不断地内敛，直到声音喷涌而出的那一刻。是的，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剥夺一个人表达的权利，死亡也不能。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上并没有真正的“哑巴”——哑巴只是暂时失去了表达的功能，而这种功能终究会以一种特殊的形式神秘地回归。
一个女孩的故事让我开始思索表达的可贵与可能。
一个女孩的故事让我重新回到“为什么写作”和“写作什么”这两个原初的命题上来。
表达是可贵的，表达申明了个体生命的价值和尊严。我不相信“我思故我在”，仅仅是思考还不足以表明自我的存在;我相信“我说故我在”，表达是宣告自我存在的唯一方式。真理是在表达的过程中获得它的真理性的，如果真理仅仅存在于体悟和思维之中，那么对真理的捍卫就无从谈起。真理的进步和深入，是在一个又一个感受到真理的人对真理大无畏的言说中展开的。耶稣为了表达自己体验到的真理而被钉在十字架上，布鲁诺也因为表达自己所体验到的真理而被施以火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布鲁诺比那些宣称是耶稣信徒的并以此为理由烧死他的人更配得上是耶稣的信徒。人类因表达而高贵。每一个人也因为表达而成为千姿百态的、独一无二的个体。
表达也是可能的，在人类文明最为晦暗不明的时刻(例如被宗教裁判所主宰的中世纪、纳粹德国和斯大林帝国)，表达也不会丧失其全部的可能性。就像石头缝隙中的小草，不屈不挠地向往着阳光。就因为对阳光的向往，小草也能够顶起大石头。人类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就是在寻求表达的可能性的过程中得以发挥的。如果人类失去了对表达孜孜不倦的渴望，那么人类文明的历史也就停滞了。任何专制和极权的力量，不管它们有多么巨大，也不能消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表达的需要。这也是我对人类最主要的信念之一。电影中那个柔弱而坚强的女孩，在表达自己的过程中完成了一次凤凰浴火般的永生。而我在观看女孩故事的过程中，也再次坚定了自己献身于“表达”的信念，再次确认了自我写作的立场和目标。
我把我的生命以及作为我的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的写作，看成是对表达的可能性的一种追寻。而生命和写作的快乐、痛苦、困惑、艰辛，全是源于我强烈的表达的本能。
生命是谦卑的，写作也一样。我从来不把生命以及写作看作是“不朽之伟业，千古之盛事”。我认为，以那种心态去完成自己的生命之旅和文字生涯，到头来只会一无所获——你会发现你在沙滩上留下了一座恢宏的城堡，但那仅仅是沙滩上的城堡，潮水一来它就立刻化为乌有。为思想而人生、为文学而人生、为艺术而人生，那是别人的事情，与我无关。我仅仅是为“表达”而人生。
当我在北大开始我的青春岁月的时候，我发现这里相当数量的人们过于傲慢地对待生命、过于傲慢地对待写作、过于傲慢地对待这个世界。他们把自己看作金字塔顶尖的精英分子，俯首芸芸众生。他们使用“学术”、“文化”、“文学”、“科学”等宏大的词语来表明、来张扬自我生命的价值。他们认为，某些东西比生命本身更有价值，而某些生命比另一些生命也更有价值。而我认为，生命本真的价值并不在这些宏大的词语上，而在另一个平淡无奇的词语上——“表达”。我赞成歌德所说的：“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长青。”树的生命需要光合作用，而人的生命需要倾听和表达。在一个是与非、善与恶、真与伪尚未区分的时代，首先要完成的是对是与非、善与恶、真与伪的区分和甄别。只有这样才能建立生命的尊严。
就这样，我开始了我的写作：一种为寻觅表达的可能性的写作。在我看来，这不是一种有意为之的低调，这简直就是高得不能再高的高调。我的这一看法与许多学者和文人是相反的。我最崇敬的人物是《皇帝新装》里的那个小孩，我认为他在人类精神史上的地位，完全可以跟耶稣、布鲁诺并肩而立。皇帝一丝不挂，这当然是一个人人都看到的常识，无需论证、无需实验、无需经过艰巨的思考和详尽的推断。但是，表达出这一常识，并不是人人都能够做到的。为什么举国上下都没有人说出“皇帝一丝不挂”的真相呢——包括那么多睿智的哲人、才华横溢的诗人以及锐利的批评家?他们拒绝了表达，自由也就离他们远去。他们拒绝了表达，也就丧失了生命起码的尊严。他们拒绝了表达，他们的知识、智慧和才华在那一瞬间顿时变得轻如鸿毛。而小孩情不自禁地表达了，帝国因为他的表达而置身于尴尬之中。阿基米德用一个支点撬起了地球，而小孩用他的表达将被愚昧所淹没的历史拯救出来。
常识在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价值。在一个信息自由流通、常识被公众普遍接受的社会里，表达常识当然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常识都已经被大众所熟知并内化到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当中。但是，在一个常识被掩盖、被扭曲的社会里，在一个不把常识当作常识、常识在大多数人心目中还没有定格为常识的社会里，申明常识的意义，并不比从事原生态的思想和艺术创造工作的价值低。那个天真而勇敢的小孩敢于说出皇帝什么都没有穿，并为此而承担有可能被抄家灭门的后果。而我所说出的至多就是皇帝穿的衣裳不那么漂亮而已——我时时因为自己的这种怯懦的“委婉”而羞愧。安徒生写《皇帝新装》，主角当然不是皇帝，而是这个孩子。
《皇帝新装》里的小孩，是某些伪善的成年人的一面镜子，也是我终身仰望的一个榜样。他敢于表达和宣示常识的勇气，让那些比他年长、比他智慧、比他博学的人感到惭愧。我们有什么理由轻视与嘲讽这位伟大的孩子呢?
中国并不缺少学者、教授和作家，中国缺少的是真实地表达自我和自我对世界的认识的人。寻求表达和交流的可能性，是我赋予自己毕生的事业。我要表达和交流的主要是常识。一切复杂、深奥的知识都是从常识开始的。我相信，表达和捍卫常识，是在一个更广泛的层面上与邪恶、与专制、与奴役作战。我是不是一名学者或者一个作家，这丝毫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在“表达”着。邪恶的泛滥、邪恶的盛行，根源在于信息被垄断和人们普遍存在着对表达的恐惧。一九九八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裔的剑桥大学教授阿马地亚·森是专门研究世界饥荒问题的。他的研究成果表明：保证自由表达和自由交流的民主制度能有效地避免饥荒的经济灾难。相反，古代帝国、极权与独裁政权则容易受到饥荒的侵袭，因为它们缺乏批评、质疑和反对的声音，信息被高度垄断，真相作为特权禁锢在极小的范围内。由此，阿马地亚·森提出“信息饥荒论”，主要观点是：封闭了正确的质疑信息，导致错误信息的泛滥。阿马地亚·森教授的这一理论，显然不仅仅在经济学上有重大的意义。灾难的降临，起源于不敢表达、不敢言说、不敢陈述。当不敢表达、不敢言说、不敢陈述由压迫变为生活的常态的时候，灾难就接二连三地前来打击我们。要避免灾难对我们的控制，最紧迫的措施就是拓展表达的自由。表达的自由是我们一点点争取来的，每多一分表达的自由，我们就多了一分安全的保障。而对于一个现代国家来说，最坚实、最持久的保障，不是武器的先进，也不是军队的庞大，而是信息的自由传播和观点的自由表达。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一位被淡忘的美国人：潘恩。他是一个一辈子表达常识、申明常识、传播常识和捍卫常识的人。他写作了一本名字就叫《常识》的书，这本书影响的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时代。从一个军官变成一个常识的表达者，他的地位不是下降了而是上升了。他的《常识》被千千万万人所阅读，而他本人却寂寞地死去。潘恩对于美国的意义不亚于华盛顿和林肯，潘恩对世界的意义不亚于黑格尔和马克思。正是由于潘恩以及千千万万像潘恩这样的人的努力，美国才成其为今天的美国。我对美国的喜爱与尊重，主要原因就是它在大多数时候是一个接受常识、尊重常识、按照常识行事的国家。然而，回顾我们的历史，我们会恍然大悟地发现：原来所谓的“自然灾害”的三年，恰恰是风调雨顺的三年。三千万饥民，不仅仅是死于饥饿，更重要的是死于失去了表达的可能性。
作家摩罗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没有常识是我们时代的第一重悲哀，假装超越了常识并进而摆出一副嘲笑常识、否定常识、蔑视常识的姿态，是我们时代的第二重悲哀。鲁迅先生为了减少我们的蒙昧，就是从常识入手的。他最打动我的，就是他终其一生都在宣示常识。而且，鲁迅恰恰是在进入中年以后才开始决意以宣示常识为己任的。言说常识并不只是知识活动和逻辑活动，鲁迅在言说常识的过程中挺立起了一代仁者的良知。”我非常同意摩罗的这一说法。的确，与世界上第一流的大思想家相比，鲁迅并没有创建一个庞大的、崭新的思想体系，这当然是鲁迅的遗憾。但是鲁迅在一个不把常识当作常识的国家里，为宣讲和捍卫常识奋斗一生，并为此而付出巨大的代价——狡猾的政治家利用他、聪明的文人攻击他、昏睡的民众嘲笑他。他承受着这一切，并在这条路上一直走到生命的结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鲁迅先生对于二十世纪中国的贡献，比创建一个思想体系不知道重大了多少倍。
可悲的是，先生告别我们半个多世纪了，先生所宣讲和捍卫的常识，在中国依然没有变成常识。常识之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就好像油浮在水面上一样，油是油、水是水。在今天，宣讲和捍卫常识，所面临的压力和阻力，丝毫不亚于鲁迅先生当年，甚至比先生当年还要困难。我愿意跟随鲁迅先生，以表达和宣示常识为己任。这几年以来，我对自己的写作的定位越来越清晰。我的所有文章，都可以看成是关于常识的文章。屈原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深知，表达与宣示常识的道路，也是一条漫长和崎岖的道路。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另一位寻找表达的自由、宣示常识的价值的伟人。这位伟人为这一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当罪恶的子弹穿透他身体的时候，他微笑着说：“我看到了一生苦苦追寻的真理。”然后扑倒在身边信徒的怀抱里。
他就是“圣雄”甘地。我最看重的甘地，并不是那个为印度的独立而奋斗的甘地，而是那个帮助“贱民”表达生存权利的甘地。当然，前一个甘地是伟大的，但后一个甘地在我个人的心目中更加伟大。
在印度，自古以来就存在着种姓制度。严格划分等级的封闭式社会结构是印度教的显著特征。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印度逐渐形成一个失去种姓的群体，他们或被驱逐，或因从事“不洁”的工作为印度教群体所不容。他们不得进入寺庙，他们的孩子不得同有种姓身份的孩子一起上学，甚至不准许他们使用村里的水井。他们的影子对拥有较高种姓身份的人也是一种玷污。和他们一起用餐或接受他们的饭菜都是不允许的。这些失去种姓的人，这些所谓的“贱民”，是严格意义上“不可接触的人”。
甘地热爱祖国印度，但对“不可接触者制度”这一印度社会的毒瘤深感惭愧。这一反人道的称谓严重地挫伤了他纯洁的感情。当甘地致力于印度人民生活方式的改革和国民教育，像医生一样医治印度社会肌体的疾病和溃疡的时候，他把消灭“不可接触者制度”作为自己奋斗的主要目标。
甘地知道，有些话是必须说的。他热爱印度，但并不妨碍他对印度现实的激烈批判。惟其如此，他才是印度最杰出的儿子。他在一篇宣言中写道：“我们的责任在于，不让‘不可接触者’感到人们轻视他们，瞧不起他们。我们不应将自己餐桌上的残羹剩饭送给他们，作为他们维持生活之需。不管是婆罗门还是清洁工，他们都信奉同一个神，他们的身体和心灵同样纯洁，我怎么能够同意对他们不一视同仁呢?如果我将不洁的剩饭送给一名清洁工，如果当一名清洁工需要帮助的时候，我却拒绝了他，我认为这是一种罪恶。”甘地接着写道：“我拒绝相信，一个人由于出身的原因就应该被视为不可接触。宗教所认定的不可接触本来是暂时的，很容易消除，并且是对事不对人。”这不是一个太深奥的观点，但是表达这个浅显的观点将付出沉重代价。那些伪善的爱国者和僵化的文化守成主义者们痛骂甘地是在“卖国”和“抛弃传统”。而为数众多的“不可接触者”们却衷心地爱戴这个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的人。
一九三二年三月，印度开始在英国控制下大选。按照规定，不可接触者只能参加内部选举。于是，在狱中的甘地上书总督，如果继续推行将不可接触者从全体印度人民中分裂出去的政策，他就会绝食而死。八月，麦克唐纳方案出台，完全无视甘地的抗议。甘地宣布，他将于九月二十日开始绝食。
这次长达六天的绝食，被称为“史诗般的绝食”。各方在甘地的压力下，找到了一个解决的办法。从此以后，甘地本人成为不可接触者中的一员，他称呼他们是“哈里真”，意思是“神的子民”。一九三三年二月，甘地亲自创办《哈里真》周刊，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份周刊一直是他为“不可接触者”呼吁的喉舌。他的表达一步步地深入，正是因为他坚持不懈的表达，禁区不再成为禁区，“不可接触者”不再是“不可接触者”。爱因斯坦曾经这样评论甘地的意义：“一位从未得到外界权威支持的人民领袖;一位政治家，其成就的取得并不是建立在掌握和精通技术手段的基础上，而仅仅是依靠令人折服的人格魅力;一位一贯拒绝使用暴力的常胜斗士;一位用坚决果敢、不屈不挠的抵抗力武装起来的谦逊、睿智的人;他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鼓舞人民奋起改变自己命运的事业;一个以普通人的尊严对抗欧洲的残暴并且每一次都证明了自己优势的人。后人可能感到难以置信，地球上曾经走过这样一副血肉之躯。”
我讲了好几个别人的故事。有会唱歌的哑少女的故事，有《皇帝新装》里那个孩子的故事，有潘恩的故事，有鲁迅的故事，有甘地的故事……在一本书的自序里，讲述这么多别人的故事，似乎不太合乎“自序”这一文体固有的范式。自序需要讲的应当是自己的故事。但我还是忍不住要讲这么多故事——这些故事是他们的故事，同时也是我们的故事。这些故事是遥远的，却又触手可及。这些故事似乎与我的生命和我的写作无关，其实与我的生命和我的写作息息相关。正是这些故事和这些故事后面的精神源泉，支撑起了我的生命和我的写作。在我开始思考和写作的时候，他们的生命和他们的表达都在我的眼前出没着。我在文字中所表达的东西，几乎全都是前人已经表达过的和思考过的——近的是十多年以前的八十年代人的表达，远的是“五四”时代先行者们的表达。老实说，我做的工作，大多数都是重复前人的表达，我并没有创造什么新的东西。这样说并不是我枉自菲薄。因为，在我看来，“重复”并非“多余”。尤其是在今天的中国。
学者任不寐在谈到本世纪的愚昧时，有两个要点引起了我强烈的共鸣。一个要点是“历史的重复”，另一个要点是“常识的颠覆”。正是“常识的颠覆”导致了“历史的重复”。他认为，“历史的重复”是指当一种结构被历史反复证明必然只有一个悲剧性的结局和极端不道德的时候，这种结构仍被认真地重复着;甚至达到“理直气壮”或“令人发指”的程度。最不能容忍的“历史的重复”是现代社会的“返祖现象”。比如，通过国家暴力在信息时代消灭信息，使信息交流返回史前社会口耳相传的水平上去;更为可耻的是，这种堕落部分是通过个人“自我审查”来“自愿”完成的。与此相类似的退化是在开放时代恢复原初社会的宗教禁忌和王权时代的避讳——在我们这个时代，有几件事是被粗暴禁止或“自愿放弃”公开讨论的。房龙说：“禁忌是野蛮人的聪明”，是“非洲和波利尼西亚人发明的禁忌”。房龙唯独漏掉了在这一方面有更加伟大的贡献的中国人，从古代书写皇帝的名字时的避讳和缺笔到今天社会中存在的有形与无形的禁忌，可谓源远流长和发扬光大。国粹家们大概要对房龙不提中国的这个大大的疏漏感到愤愤不平了。千年以来乃至今日，“禁忌”先在于许多写作者的写作，“禁忌”阉割了写作者的精神和良知。我的写作当然不可能无视禁忌的存在，但是我将自觉地挑战一个又一个的禁忌。在挑战禁忌的过程中完成对自由表达的可能性的探索。
从一九九三年经历完军训正式进入北大以来，我已经持续不断地进行了六年的写作。在情绪上，我感到了一种倦怠;在精神上，我感受到了一种匮乏。好多次，我想停下来休息一段时间——给自己一种新的体验，给自己一片更广阔的天空，给自己一次充电的机会。我很早就想换一种方式、换一种体裁来写作、来表达。那将更具有挑战性。我甚至想重新回到中学时代曾经尝试过的诗歌的写作中去——猛然发现自从进入大学以来，我就没有写过一首诗了。按照陈平原先生的说法，青年是属于诗的，中年和老年是属于散文的。大致来说，诗在青年时代写得最好，而散文在中年或老年写得最好。因此，在我今天的这个年龄段里，写诗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然而，缺乏审美氛围、罪恶以正常的方式泛滥的外部环境，让我选择了“匕首投枪式”的写作——杂文的写作。而外部环境的日益恶化，又使我不得不继续原有的表达——用杂文、甚至算不上杂文的文体来进行直接的、顺畅的、清晰的、明白的表达。我来不及换一件也许更加适合我的工具，我没有进行审美的、艺术的创造的良好的心态。我不断地遭遇到愤怒、恶心、痛苦——自己的和自己身边的普通人的愤怒、恶心和痛苦。忍，还是不忍?我选择后者。说，还是不说?我选择前者。我清楚地知道这样迫不及待地表达对内在的自我将带来一种伤害，但我“忍无可忍”。
于是，一九九九年的末尾，这个世纪最后一年的末尾，我的文字又结集成一本新书了。我把它命名为《想飞的翅膀》。这倒不是说我对明天或者“黄金世界”有什么特别的期望，而是想说：今天我们怎样完成我们的表达，将直接导致我们拥有一个怎样的明天。
在《想飞的翅膀》中，我对现实倾注了更多的关注。近两年以来，关于历史反思的作品纷纷面世。这当然是一种进步。但是这一进步远远不够。关注现实，不仅是选择，更是职责。你可以拒绝表达，但是你拒绝的不单单是自己的权利。你可以背对现实，但是总有直面它的时刻。我同意任不寐的观点：“仅仅追悼逝去的受难者，也可能对现实者的一种漠视。当罪恶，当对邻居的迫害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时，我们汹涌澎湃大义凛然痛哭流涕地数落过去自己的不幸时，我们是否太过分、太自私了呢?当武芳和李九莲绝望地拍打我的房门呼救时，我希望我应该放下手中回忆‘文革’、回忆‘反右’的文稿，响应那绝望的呼喊。众所周知，我并不反对回忆，正相反，我一直鼓吹抵抗遗忘的暴政。我全面的观点是，仅仅保持记忆是不够的。而且我认为，当我们在现实中拍案而起时，逝去的英灵将获得真正的安慰。”
在《想飞的翅膀》中，我追求一种更加平民化的视角。我不想以一个知识分子，或者仅仅是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发言。我就存在于“我们”当中。“我们”包括郑州冤案中被杀害的曹海鑫，包括陕西烽火村案件中被毁容的武芳，包括更多的受苦受难的同胞。我愿意与这些同胞们一起表达，一起言说，一起寻找自由、民主和尊严。我们应当避免我们的时代变成这样一个可悲的时代——我们的后人关于我们的时代、关于我们，连值得回忆的事件都无从谈起。这个时代诞生了曹海鑫和武芳这样的悲剧，是这个时代莫大的耻辱;没有人站出来诅咒制造悲剧的罪恶，是这个时代更大的耻辱。面对这两大耻辱，我不能像那些已经著名的人物那样无动干衷。我希望能够在自己的文字中传达出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的态度。
最近两年以来，我陆续收到数千封读者的来信。由于时间和精力有限，无法一一回复——我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每周花整整一个周末的时间，才仅仅回复了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对于大部分热情的读者，我只能深表歉意。在此，我也向每一位关心我或批评我的读者朋友们表示深深的敬意。“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我唯一的回报，便是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
最后，我想把《想飞的翅膀》这本学生时代最后的一本书，献给我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遇到的老师们(包括北大内的老师和北大外的老师)。古代的读书人在家中要供奉“天、地、君、亲、师”五个牌位，对我来说，前面三者可以扔到一边，但亲人和老师却是永恒的。在北大的八年里，我遇到了许多像父母或像兄长和大姐一样关怀、帮助我的老师，他们所给予我的显然不仅仅是知识。我相信，即便是一日为师，也是三生修来的缘分。父母给了我身体，而老师给了我灵魂。我没有办法在这里一一列出关怀和帮助过我的老师们的名字，但是他们给予我精神上的熏陶，将与我的生命同在。同时，我也努力将这些精神传递给我的后人，让它们在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上绵延不绝。
我也把这本书献给我永恒的母校——北京大学。我是那样地爱她，这种爱甚至超过了对情人的爱。所以，我对北大的苛求几乎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八年来，北大给予了我一个少年所渴望得到的一切的光荣以及耻辱。只有当我真正要离开母校的时候，我才发觉离别竟然是那样的艰难。
这篇序言已经太长了，就让它在这个不该结束的地方结束吧。
美国动画片《米老鼠和唐老鸭》刚开头的一句话是：“演出开始了。”我把它照搬过来作为序言的最后一句话。
是的，书已经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