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编完这本书稿的时候，一场大雪席卷了燕园。这是一九九八年冬天的第一场雪。新生们在未名湖畔奔跑着，堆雪人，掷雪球，清脆的笑声像阳光一样在银妆素裹的丛林间闪烁。我一个人到校园里转了一圈，燕园的雪景固然美丽，但我已然没有了当年的激动。居住在这片园子里已经五年半了，本科的同窗早已风流云散，而今日的我与五年前的我已判若两人。黄克孙先生译《鲁拜集》，字字含香。其中有一首小诗意境空旷寥远，我时时吟诵。诗云：“绿酒朱唇空过眼，微尘原自化微尘。今朝我即明朝我，昨日身犹此日身。”当我在书桌前对着一盏孤灯整理一年多以来的厚厚的文稿时，正是这样的心情。我从文字里看到了昔日的自我，看到了自我的脆弱与坚韧，看到了自我的寂寞与充实，看到了自我的哀伤与欣喜。
在纸上的世界里，我是自由的。纸与笔亲密无间的合作，是我表达的最佳状态。当然，这样的时刻并不很多，而且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写作需要心情来支撑，就像纤细的脚需要一双软弱的鞋子。我的心情是波状起伏的，通常以一个月为周期。一个月的时间里，心态极好，思如泉涌，每天能够写四、五千字，写出的文字以后自己看也想“拍案叫绝”。然而，下一个月往往就文思枯竭，于是便放下笔，读书或者干脆玩耍，不写一个字。等到再过一个月，我又恢复了良好的状态，重新开始饥渴般的写作——确实是饥渴般的写作，我就像荒年里的农民扑向米饭、沙漠中的旅人扑向清水一样扑向白色的稿子和黑色的钢笔。写作已经内化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失去写作的生命是我无法面对的生命，失去了写作也就意味着失去自由、失去一切。写作既是我对内在自由的捍卫，也是我对外在自由的捍卫。我清楚地知道，在我这个存在着表达的艰难的人背后，还有自由表达对他们来说更加艰难的“沉默的大多数”。
北大的学生宿舍大多是颓败的楼宇。宿舍里暖气不足，在冬天刺骨的寒冷中，我捧起了德国作家赫塞的小说《梦系青春》。这位致力于探索理想精神世界的作家一生都想留住青春，却过早地衰老了。他在这篇为青春写的祭文中哀伤地写道：“这个时代到处都在联合，都在培养随大流的人，而没有一处有自由和爱。所有这些联合体，从大学生社团和合唱队到国家，都是一种强迫教育，这是一种恐惧、害怕、窘迫的联合体，这种联合体的内部腐朽、陈旧、近于崩溃。”那是德意志民族陷入疯狂的前夕，赫塞却在苦口婆心地劝导同胞们在爱中祈祷：再也不能过没有信仰的人生了，否则人间与地狱也就没有太大的差别了。没有人听他那警示的呼喊：“人们害怕是因为他们从未信仰过自己，他们都感到自己的生活法则已经不对头，他们按老一套生活，无论是他们的宗教还是美德，一切的一切都与文明的需要不相适应。人们精确地知道杀死一个人需要多少克炸药，但他们不知道怎样向上帝祈祷，他们甚至连如何才能快乐一个小时也不知道。这些胆怯地聚集在一起的人们充满恐怖，充满恶意，谁也不信任谁。他们流恋不成理想的理想，投石击毙每个建立一种新理想的人。将出现一次对石器时代神灵的清洗，像现在这样的世界将死去，它将毁灭。”我本来是为了寻找温暖而读书的，没想到这段话让本来就已经很冷的我更冷，甚至发抖起来——我们也经历过同样的杀戮、同样的苦难、同样的背叛和同样的绝望。在这北大一百岁的时刻，收获的只是一无所有。
寒意是从心底里升起来的。因为我自己正是在这样的体验之下开始写作的——写作是对寒冷和黑暗的抵抗，写作是自我的疗救与救赎。我不是出于炫耀、傲慢或者愉悦才从事写作的，恰恰相反，我从事写作是因为：缺乏自信的我需要寻求自信，缺乏温暖的我需要寻求温暖，缺乏爱的我需要寻求爱。我对自我和对外界的基本看法都是悲观的，这是一种无法改变的悲观。即使给我加冕上皇冠，我的这种悲观也不会减轻一丝一毫。在我看来，文章绝不是“经国之伟业，不朽之盛事”。我知道自己拯救不了什么，改变不了什么，我所做的正如赫塞所说：“面对充满暴力与谎言的世界，我要向人的灵魂发出我作为诗人的呼吁，只能以我自己为例，描写我自己的存在与痛苦，从而希望得到志同道合者的理解，而被其他人蔑视。”换用一句时髦的话语，那就是“我说故我在”——当然，我是用笔在纸上说话，而不是像美男靓女的电视主持人那样说话。我的话很让很多人不高兴，而他们的话则成为大众的娱乐。
言说是自由的。这是我唯一的信赖。我用我的纸上王国来对抗邪恶、对抗虚伪、对抗暴力。每个方块字都是我不屈服的士兵。作为统帅的我，愿意为捍卫言说的自由付出任何代价。我没有别的财富了，这是我最后的积蓄，就像曾祖母们看得比命还重的“棺材本”一样。写作绝对与发表无关，与传媒无关，为发表而进行的写作和为传媒而进行的写作是可耻的写作，也是当下绝大多数的写作。但是，写出来的作品能够发表、能够进入传媒，毕竟是一件好事。目的与结果是迥然不同的。因为，“交流”是写作的目的之一。我不拒绝交流，而且在交流之中不断地调整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在这里，我又想起了卡夫卡的一段话：“写作有一种奇怪的、神秘的，也许是危险的、也许是解脱的慰藉;从杀人者的行列中跳出，观察事实。观察事实，在这过程中创造出一种更高的观察方式，更高，而不是更尖锐。它越高，便越为‘行列’之不可及;越无依赖性，越遵循自己的运动准则，它的道路便越是无法估量地、更加快乐地往上伸展。”我想，鲁迅先生选择写作的深层原因，大概也是为了避免继续“吃人”或“杀人”的命运，从狂人的绝境中解放出来。这是唯一的生路。同样，我选择写作也是出于这一原因。收入这本集子的文字，大部分是我最近一年以来所写的，它们忠实地记录了我生命历程中或深或浅的脚印。比如，这本集子中收入了长文《畸——观察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的一个新视角》，这是我本科时代的毕业论文。我在写作的过程中尝试了一种独特的论文写法，并故意与那种既成的模式化的论文写作方法相抗衡。这篇论文写得有点“四不像”。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得到了中文系研究宋代文学的专家张鸣老师精心的指导。记得两年前的一九九六年，在若干个冬夜里，我骑车到张老师蔚秀园狭窄的家中，跟老师一起从提纲到细节逐步讨论这篇论文的写作。师母温好绍兴的黄酒，我跟张老师一边喝酒一边交谈。张老师谈到兴奋处，不禁眉飞色舞。有一次，也是大雪纷飞，从先生家里出来，夜已很深了。我带着醉意在雪中匆匆行走，回到宿舍时，才发现雪花浸湿了论文的草稿。我也想起那些在北大图书馆里查找资料的日子，翻开泛黄的古籍，就好像握着古人瘦骨嶙峋的手。而书皮上的灰尘被我轻轻擦去。发现一则材料的惊喜，不亚于当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三易其稿，终于完成了这篇六万字的论文。这篇论文不算难读，所以我也把它放进这部书稿里。
这本书是我继《火与冰》、《铁屋中的呐喊》与《尴尬时代》之后的第三本集子。其中，部分文章曾经在一些报刊发表过。在此，谨向编辑过这些文章的编辑和阅读过这些文章的读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感谢一切在我写作过程中给予我无私帮助的师长和朋友们。这本书的出版，还有赖于出版社的编辑们和策划者们的辛勤劳动，当然还包括印刷厂的工人兄弟们和大小书店的员工兄弟们的辛勤劳动。我诚挚地感谢他们。
最后，我想把这本小书献给我平凡的父亲和母亲。他们二十五年的养育之恩，是我用任何方式也无法回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