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许久，再也坐不住，我便找“哥儿们”泽强局长。
泽强局长也正在琢磨这档子事。
泽强局长身材高大，脸庞俊朗，两只眼睛炯炯有神，说话天生嗓门就大，旁人总觉得他大大咧咧，可业界熟悉的人都知道他做事精明，大智若愚，暗里都称他“粗木细夹板”。
他这些天没闲过，拿出调查的资料给我看。
他问我：“搞了这么多年的案子，知道什么案犯最好审?”
我一时想不过来：大凡犯罪嫌疑人都不是善茬，哪有轻而易举能开口的?
泽强局长故弄玄虚地说道：“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你不知道，如今抓进来的‘扒手’个个都像‘蟋蟀’，捉进‘盆’里，须草一引就‘开牙’(开口交代)。”
我不解，泽强局长不无担忧地说道：“‘扒手’老吃老做，口口相传，都晓得几番抓进来就送劳教，一关就三年，与其不开口被送三年劳教，莫如老老实实坦白当场逮住的那件事，反而定罪量刑时占‘便宜’，通常偷一个手机才判几个月拘役。尤其那些‘哑贼’，仗着残疾人不会送劳教，乐得吃几天‘格子饭’，才不在乎关押一时半会呢。你看，如此抓不胜抓，打不胜打，岂不恶性循环?”
“一旦国家改革劳教政策，那我们手里对付扒手的‘牌’则更少!”泽强局长深邃的目光望着远处，不无担忧地对我说。
那些天，我同泽强局长都如芒在背，周遭好像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我俩。欲劈山凿路，开拓前景，总得寻思新的法子。
这些年，哥儿俩吃刑侦这碗饭，心眼最擅长的莫过于“逆向思维”——偏偏去想别人不去想也不敢想的事。
抓现行，捉扒手是公交分局惯常的套路，泽强局长和我思来想去，提出“情报导侦，经营打击”的颠覆性思路。
大道至简。泽强局长对我说，如今扒手都不像从前单吊独行，我们面对的是成帮结伙的团伙作案。敌变我变，打团伙犯罪是我们的主攻方向，反扒路径也得制度性变革。
《刑法》有惩罚集团性犯罪的法条，而我们却局促于零打碎敲，不擅长运用《刑法》赋予我们打击集团性犯罪的责能。面对现实，不思变革，不吃亏才见鬼呢!泽强局长内心有了谱。
我意会泽强局长的想法，脑子里萦回着豫园现场捉“哑贼”的那个场景，附和道：“你的意思是改变现在的一对一抓现行法子，用心经营情报，将捉‘扒手’改为斩‘贼脚’?潜心掏‘哑贼’的老窝，结结实实把扒窃个案换向集团犯罪方向做，斩草除根，以打击集团犯罪的思路遏制扒窃犯罪猖獗的势头?”
泽强局长接着我的话道：“与其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腿。抓手不如斩脚!”
是晚，由我执笔写改革构想。没几天，一整套经营打击扒窃犯罪的方案顺利提交局长办公会通过。
方案很快得到市局的支持，特批公交分局组建一支情报大队，筹建专门数据库，将全市有前科劣迹的扒手和每日案发情况悉数收集，汇成全市分布图，每日研判，布局攻略，各大队按指挥中心任务单，协同出击，情报开路，稳准狠地打击扒窃犯罪。
我想拿“哑贼”开刀，也给经营打击的变革构想做个范例。泽强局长不由分说，同意我抽调人马，搭建专班 ，期望一举旗开得胜。
三
足有半月，情报平台显示，杨浦国定路复旦大学一带是案发高危区域，“哑贼”觊觎学子们手中的手机，蹲在沿途公交站点，伺机疯狂作案。
这回，反扒大队换成了情报大队一拨人，且不急于抓现行。我给他们的任务就是死死盯牢“哑贼”，设法跟踪，找到这伙人的窝点。
这伙“哑贼”三五成群，时聚时散，行迹飘忽不定。
几天过后，情报大队永平大队长观察到这地方“黑摩的”、私家黑车云集，黑车主都打学生的主意，“哑贼”也是黑车的常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