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土地，自古以来牵扯着世人的心。帝王将相也好，市井布衣也罢，都视土地为根本。世代纷争，攻城掠地，常为一块膏肥沃野而让另一方惨遭兵燹杀戮，这是用土地赐予人的力量，给土地造成的创伤。土地是人的依靠，是人的家园，是人的心灵归宿。那句被传唱千百遍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总是让我感怀于心。
我的老家有一块名字叫 “九亩”的祖传地，“九”是个约数吧，听说实际上是十五亩左右。童年时，我经常随同大人到“九亩地”玩耍或帮做一些农活，现在想来，已是久远的事了。但这块地上也算留有我童年的影子，便对这块地有着眷恋自己过去一般的念想。
人进城生活后，离乡村远了，也就离土地远了，就像漂浮的浮萍，不知根扎何处。时代几经变迁，经过20世纪50年代的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和公社化后，这块地变成了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的集体土地了，融入了一个集体的记忆。20世纪80年代，我国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把土地分别承包给各家各户耕种，土地又从集体分散到了个人。
我退休后于2005年回老家时，特意去看了看那块“九亩地”。当年的那块地，已分成了四块，由四户人家承包耕种。村里人都说这地风水好，都争着承包。可又过了四五年，我再次回老家时，这四块地有两块没人耕种了。村里人说，现在年轻人都到城里打工去了，没人爱种地。
“九亩地”跨越六十多年的变迁，让我不由自主地凝神遐思。关于这片土地的传说和我的见闻，如梦似烟，着实让人感慨万千……
莫言说，他是个讲故事的人。我也想讲讲“九亩地”的故事。
2
晋南的临汾城古称平阳，传说大约在四千多年以前，尧建都于此，故又称尧都。尧建都平阳以后，常顺涝河而下到尧山一带避暑。有一年洪水泛滥为患，尧王率平阳臣民到尧山避居，运筹治水大计，见山势随水起伏，独此方漂浮于汪洋之上，且有凤凰栖之，高兴地誉为“浮山”，这也是如今浮山县名之来历。后人遂于凤凰起落处依其状设城，并建“栖凤楼”，故浮山又名“凤凰城”。
浮山县地处黄河流域以东，太岳山南麓，临汾盆地东线。境内沟壑纵横，山水相依，丘陵起伏，物产资源丰富，民风淳朴，崇尚耕读，人杰地灵。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浮山县城东边有个村庄叫贤河村。贤河村坐落在东圪塔、西圪塔和场埝里之间的一条深沟旁，深沟由西向东呈“人”字状，有四五十户人家。一排排窑洞，都坐落在“人”字形的两旁，“人”字交叉的上方是村的西边，“人”字的“撇”、“捺”是村的东边，因此村子又分为东边村和西边村。
村子的东边约十来里有座佛岭山，山脉逶迤，烟云拂岭，峰峦起伏，山势险峻，山上光秃秃的，只长一些灌木和矮草。清晨火红的太阳从佛岭山徐徐升起，照耀着贤河村的大地，给村民们带来无限的生机。南边是村里的风水山，俗称“禁山”，山上长满茂盛的松柏树木，禁止任何人砍伐和放牧。
在“禁山”沟底的岩石缝里，渗出碗口大小的涓涓细流，汩汩流淌，积成小涧。潺潺清流，水清见底。泉吟溪唱，由东向西缓缓流向村西头的沙底，汇入河底的溪流，沿途形成一潭潭的清水。
夏天，村里妇女们在溪潭边洗衣、洗菜，孩子们有的光着上身、有的光着屁股在溪潭里戏水游玩。冬天白雪皑皑，树丛银装素裹，溪水结成厚厚的冰，岩石流水结成一条条的冰柱穗子，孩子们有的在溪潭里溜冰，有的拿着冰柱穗子啃，有的拿雪球打雪仗。
孩子们就这样天真无邪，无论在盛夏烈日还是严冬霜雪中，总是充满欢乐，从来都不知道什么叫作忧郁与畏惧。
贤河村，也就像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孩，在这片黄土地上欢笑、跳跃着。
3
贤河村虽然只有四五十户人家，却有七八个姓氏。由于人丁兴旺发达，周姓现在是村里的大姓，占了近一半的人口。相传周姓人家是一百多年前，从三十多里外的赵家垣搬来的，从第一代先祖算起，已经繁衍到第七代了。
周姓人家分布在八九个大院落居住。住在上顶子院的周正中是周家辈分最高的，六十多岁，中等身材，国字脸，耳聪目明，精神矍铄。他就是我的祖父。在我的记忆里，他额头上有几道深深的皱纹，演绎着一段段饱经沧桑的岁月，他的下巴还留着一小撮胡须。
祖父幼时上过私塾，有点文化，会看皇历、打算盘，一生勤劳务农精打细算。对于务农，什么时候播种、施肥、锄草、灭虫和收割，他都能把握好时节。他每天起早摸黑，犁田翻土，深耕细作。他种的庄稼都比别人的长得好，甚至喂养的牲口都比别人家的肥壮，因此我们家的日子过得挺丰足，从来没有缺吃少穿。
祖父育有三男两女，两个女儿已出嫁，老大分家另过，老二和老三也都已结婚，和两位老人住在一起。
我们住的上顶子院有六孔窑，朝西头是三孔砖拱成的碹窑，屋顶上铺盖着厚厚的土，上头再铺着瓦片，冬暖夏凉。中间一孔窑是厅堂，摆着祖父祖母烧香念经的供桌，上面有香炉、水果等供品。供桌的后面是一张条桌，条桌上摆放着精制的小塔楼，里面有要供的神像。每当过节家里煮好吃的，都要先供上一小碗碟后，家里人才能开始吃，供的都是素食不能供荤食。
厅堂的左右两间分别是老二和老三夫妻居住。
在厅堂外边靠右方的墙壁上，有一个一尺多宽的方形小龛里放着木牌，写着字，也有香炉，是供土地公的。南边有三孔土窑洞，中间的大窑是祖父和祖母居住的，两旁的是客房。
祖父、祖母五十多岁时，吃素念佛起来。他们每天吃过晚饭，都要洗净手脸，跪在佛像前的蒲团上“嘀咕、嘀咕”念一个小时的经。每当这时旁人绝不能去打扰，这已成为一种习惯。
祖父平时忙于干农活，穿着土布做的衣裤，头上包一块白毛巾。但每逢大的节日，特别是正月初一的早上，祖父会穿长袍马褂，裤管用绷带扎着，头戴道士帽，衣着整齐，先在院子里各处烧毕香，再到村西头的庙上烧香。他总爱带着我去。在庙里，他非常虔诚地敬香跪拜，并要我照着样子做，我也乐意做。这样算是祈求神灵保佑长命平安，愿来年风调雨顺、家兴人旺、五谷丰登。
祖父年轻时当过村里的闾长，平时乐做善事，爱打抱不平，族人们都很敬畏他。有什么家庭纠纷或疑难，只要他一出来公断，大家都服服帖帖地遵照办理。
早些时候，祖父曾主持建造村里一座庙。这座庙位于村西边的一个山坡上，是用砖瓦砌成的窑洞，有十多间，青砖灰瓦，屋檐和门边都雕有龙凤花鸟，简朴庄严。庙的东边和南边各有一排四孔窑洞，每间里面都有几尊一人多高的菩萨大佛。庙西边有一个一两百平方米的戏台，北边是庙的大门口。当时为庆祝庙建成，还请了当地有名的戏班演了三天戏，临近村的大人小孩都来观看，热闹非凡，在当地轰动一时，因此以后的每年正月十五和八月十五也都举行庙会。
1942年前后的那几年，经常会有一些从河南一带拖儿带女的逃难人来，祖父就把院子后边放干草的两孔窑腾出来给逃难人住。祖母心肠好，经常把家里的饭菜、衣服和草药送给逃难的人。逃难人都说，周家这两位老人是菩萨心肠，老天爷会保佑他们长命百岁的。有些逃难人也会主动帮我们家干一些杂活。
4
贤河村唯一的地主是乔财主。听说他是清朝末年由二十多里外的古路巴村搬来的。他早年搞运输、开煤窑发了财，见贤河村一带人少地多，土地肥沃，就买了一些田地举家搬过来居住。
乔财主在村东头靠沟边的地方建造了三座院落。东院是最大的一座，门口朝西有两尊大狮子，门楼用青砖瓦砌成，中间两扇大铁门有两米多高十分气派，大门出来有五十来米的上坡路，路面用石板铺成，路旁用石头砌成流水的暗沟。
东院内全部是用青砖拱碹成的窑洞，朝南的三孔窑，中间的一孔作厅堂用，厅堂中间有个过道可通到右边的一孔窑，这是乔财主老两口居住的。朝东的三孔窑是乔财主二儿子一家居住。朝西的除大门外还有两间砖瓦盖的房子，一间作厨房，一间作客房。
在东院东头墙角有个通道，进去靠沟边又建了一排四孔窑洞。最东头的那孔窑洞特别大，里头安了两台石磨，其他几孔窑放置一些家具，也可住人。
出东院大门上坡，左边是西院，有四孔拱碹窑，是乔财主大儿子一家居住的。西院的下面还有一座小院也有五六孔窑，是给财主家长工居住的。
在东院窑顶上头有三个打谷场，每个打谷场都有两三百平方米。
打谷场靠沟边有个窑洞很深，进了窑洞沿着沟边拐了五六个弯，每拐一个弯朝沟边开个门，这样沿沟边开了五六个门，每个门相隔三四米，门离沟底有两三百米深，非常安全，又通风干燥，这就是乔财主的粮仓。据说里边可储存上万担粮食。
在乔家坡、陈家岭等村庄也有乔财主的田地和产业。听说乔财主最兴旺发达时，光田地就有一千多亩。
祖父的姥姥家也是古路巴村，从小就与乔财主认识，是乔财主远房的表兄弟，所以祖父唤乔财主叫表兄。后来我的大姑姑嫁给乔财主的二儿子，所以我们两家又成了亲家关系。
到20世纪40年代初，乔财主病故，他的大儿子也搬到外地去了，村里就剩我大姑夫一家，维持着财主的家业。大姑夫小名叫茅蛋，大名叫乔鸿湖，不怎么爱讲话，整天磨磨蹭蹭的，是个老实人，就靠向佃农收租维持家业。到收租时他叫人赶着一辆骡车到各佃户家收租，人家给多少就算多少，有的佃户说，今年收成不好，没法交租，他也就算了。过了没几年家业就慢慢衰落下去了。
5
抗日战争胜利后，贤河村作为老解放区，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减轻农民的负担，深受广大农民拥护，听说我姑夫家也主动减租60余石。减租减息是在不改变地主土地所有权的情况下，减轻农民的负担。
1947年初开始，把减租减息的政策改变成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的政策，实行“耕者有其田”。区里向村里派来土改工作组，进行土地改革。这可是千百年来的重大变革。
贤河村也准备开群众诉苦大会批斗地主，姑姑吓得连夜带了几个孩子躲到远方的亲戚家，家里就剩姑夫顶着。
批斗大会场就设在东院的大院内。院子里满满当当都是人，打标语的、喊口号的，嘈杂一片。那标语写着“打倒地主老财乔××!”“没收地主财产!”“实行耕者有其田!”等。土改工作组和村干部将姑夫押上台来。姑夫低着头，脑袋都差点垂到地上了，一摇一晃地来到台上。
村干部叫他坦白交代剥削农民的罪行。他战战兢兢，语无伦次地说：“我……我家……就是地多，向佃户……收租……剥削……”
村干部又问：“你家的地怎么剥削来的?”
“我家的地……是祖上传下来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剥削来的。”姑夫心颤胆寒地说。
村干部带领大家喊口号：“乔××不坦白交代死路一条!”“打倒地主老财乔××!”接着村干部叫村里贫雇农上台诉苦。也许是姑夫平时对待他们不错吧，乡亲们都推诿不愿上台诉苦。
过了一会儿，乔家坡村的赵二懒甩着两只胳膊上台“诉苦”。赵二懒可真是名副其实，快四十岁了还没娶上媳妇，整天到处逛荡，东吃一餐，西蹭一顿。他上台控诉说：“这个地主老财，看他装得老实样，迷惑人，不劳动，整天在各村收租剥削穷人，像我这样没饭吃，都是他剥削的……”
土地工作组看这个批斗会开得不痛不痒，也就走走形式罢了。最后，就宣布叫姑夫在三天内把所有的地契、房产和佃户的名单交出来。
姑夫家的田地、屋舍从此分给了贫雇农。东院的房产分给村里的一户贫农军烈属和一户雇农共同居住，西院的房产分给一户贫农军属，小院的房产分给一户河南逃难来的雇农。
过了一阵子姑姑从外地带着孩子回到村里，看到家里面目全非，沦落得无家可归。祖父看见他们颠沛流离，便就叫他们先来我们家里住下。
不久上级来了新的政策精神，要求对地主适当安置。于是土改工作组又把原来长工住的小院分了两孔窑给姑夫一家人居住，也分了几亩地让他们维持生计。
6
人们都说，土地是最可靠的，从来不会骗人，种什么就长什么。
自我记事起，祖父便把土地作为命根子，一年到头，起早摸黑地都是围绕着它转。祖父有五个兄弟，他排行老二。那块叫“九亩”的地，便是曾祖父在世时分给祖父的。
这块 “九亩”地，实际上有十五多亩，离村子很近，出村头向南上一个小坡再走一两百米就到，有一条大路可以通到地头。听说这块地是村里面积最大的一块地，地势平坦，在村里算是有名的好地。
祖父在农闲的时候，经常会带着我到“九亩”地里溜达。他抓上一把土捏一捏，闻一闻，望着远方麦地沉思着，似乎心里默默地说：“唉呀，我一定要把老祖宗留下来的这块地看管好，留给子孙后代……”
在冬季冻土后，麦苗已长到两三寸高了，祖父就带着我赶着羊群到麦地里放牧。羊一边啃着嫩绿的麦苗，一边把粪尿拉到麦地。待到大雪纷飞，羊啃过的麦地，就像铺盖上了满地的羊毛，让人直想往上一躺打几个滚。厚厚的雪被下，麦苗根却正酝酿着生命。第二年开春后，新的麦叶又从麦根长出来，由于放牧时羊的粪尿施过肥，麦苗长势特别茂盛。夏季是个收成的季节，大人们忙碌着收割，而年幼的我就坐在田头看护麦子，有时也给大人们送水。
那年“九亩”要收麦时，天还没亮，家里的女人们都准备好干面条浇上南瓜或马铃薯，下地的人每人吃上两三碗，天刚蒙蒙亮就下地开镰了。不到正午，“九亩”地的麦子已收割完了。村里的传统，孩子或妇女都会到收割完的麦地里拾麦穗，谁拾到就归谁。
记得村里有个妇女叫“城里家”，嘿，真是够奇怪的称呼。村里人对已婚的妇女都不习惯直呼其名，而是叫她娘家那个地方的村名，再加上个“家”字，或是在她丈夫名字后加个“家”字。因为这个妇女是从城里出嫁到我们村的，所以人们都唤她“城里家”。按村里的辈分我得叫她伯母。她生得俊俏，心灵手巧，能说会道，她拾麦的速度像流星赶月一样。我总担心她会趁我不注意拿我家麦堆里的麦子，于是一直盯着她拾麦，还提醒她说：“你不要拿我家麦堆里的麦啊!”她笑着说：“看你这娃说的，我是拾麦怎么会拿你家的麦呢?”一会儿，我确实看见她在麦堆里抽了两根麦子，她先发制人地说：“我这是抽来扎麦穗用的。”于是用那两根麦子把一把麦穗扎起来，丢在一旁再去拾麦。不到半天工夫，她就拾了一大捆麦穗，扛着回家去了。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都是那么的淳朴、敦厚，有“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声誉。
记得我家有几棵四五米高的大枣树，每到收摘枣的时候，人们都会提着篮子去拾丢在地上的枣，谁拾到就归谁，但谁也不会偷摘树上的枣。
平时要是谁家临时来了客人，缺少什么菜，就会到别人家地里拔上两棵萝卜或几根葱，事后也会坦然地告知主人。当然，主人也就会说，咱地里种的还客气什么!人们就是这样相互帮扶，和谐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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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夫一家土改后被没收了土地和房屋，生活困窘潦倒，只好大部分时间寄居在我们家。大表哥帮我们家放羊，姑夫和姑姑帮家里干农活和家务。
姑夫有点文化，会打算盘记账。他平时很少讲话，总是低着头，默默无闻地干活。有一年的冬天，我坐在他的炕上看见没别人，就不解地问：“姑夫，你干吗要当地主，被人家批斗很苦。”姑夫说：“娃啊，哪里是我们要当地主，我是顶了名背了锅，唉!给你讲这些你也不懂，等你长大了，就知道了。”
姑夫有时会教我打算盘，背珠算口诀：“一上一，二上二，二一添作五……”还教我大拇指、食指和中指三个手指头怎么运用。
村里有一套锣鼓，一鼓一锣一钹，有的人会打，有的人不会打，姑夫就写成一个锣鼓谱，送给要学打锣鼓的人。我看他锣鼓谱写着：“咚咚锵，咚咚锵，咚锵咚锵咚咚锵……”他把锣鼓谱念给我听，有时还会哼唱一些民歌小调。我总觉得姑夫虽然戴着地主的帽子，却并不像电影里看到的地主那么坏。
我的家乡有个风俗习惯，已出嫁的女儿，不能在娘家过年，不然的话对娘家和夫家都不吉利。所以每当快过年的时候，祖母都催着姑姑一家赶快回去。姑姑一家回去过了正月十五，又搬来我家住。因为他们家两个土窑洞除了土炕和锅灶外，只有一些简陋家具，的确难以久住。
说起过年拜年也是件很有趣的事。每年的正月祖母都要我到姑姑家拜年。姑姑家在村东头，离我家只有二三百米路，在我家院子门口都可以看到姑姑的家。我去拜年姑姑都领着我给他家祖上牌位叩头，给姑夫母叩头，姑姑会给我一元钱的压岁钱，还要煮饺子给我吃，她家那个土窑洞很破旧，我很不习惯，也得在那里待上一个多小时才能回去。每当我完成任务回来，祖母都夸我懂事有出息。
拜年或走亲戚，按我们老家习俗都要带一些自家蒸的白馍馍或“枣花子”等，要看对象，一般人家拿白馍馍即可，如家里有老人的除白馍馍外，还要拿“枣花子”等，亲戚往往会留一点，再退一点，或再回一点礼品。
村里还有一齐姓人家的祖父与我祖父是结拜兄弟，也成了亲戚。每年正月拜年祖母也都要我去拜年。他家有一条大黑狗，我很惧怕。每到他家院子外，我都大声叫他家一个叫虎娃的孩子，叫他把大黑狗看着，我才敢进去拜年。
拜年走亲戚成了我的一项任务，虽有好吃的还有压岁钱，但太拘束，还要给人家叩头，我真是不太情愿，但祖母一直夸奖我，我也只好硬着头皮完成这项光荣任务。这些亲戚们逢人都说双元娃懂事有出息，将来肯定做大事给周家争光。
祖父常说，庄稼人要种好地除了勤劳肯吃苦外，还要有好的牲口和多积肥料，才能种好地有好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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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像一座巍峨磅礴的大山支撑着我们的家。如果说祖父在我眼里是家庭的顶梁柱、当家人，他说的话都是一言九鼎，全家都得执行的话，那么祖母就是慈善、忠厚、勤劳的总管家。她中等身材，裹着一双小脚，善良淳朴，面容像庙里观音菩萨一样端庄。
我能记事时，她已六十多岁了，一生辛劳显得有些偏老。那时的农村基本还是自给自足的生活，除了买些盐外，其他食用品基本都是自己生产。女人从采棉、纺纱、织布、染色到做成衣被和鞋袜都是自己包揽。听说祖母年轻时针线活做得非常好，年老后不怎么做了，但她教得我的两个姑姑的针线活在村里是出了名的好。
祖母还会剪纸贴花，一张红纸，七折八叠后，经她手裁剪出来的龙凤、飞马、羊兔、鸡鸭和胖娃娃，贴在门窗和墙上栩栩如生，活灵活现。村里的年轻媳妇和大姑娘都争着向祖母求教，祖母总是耐心地手把手地教会她们。
北方农村冬天没什么新鲜蔬菜，但我们家的菜一年到头都不曾间断，秋夏季吃的菜是从自己地里采摘的新鲜蔬菜，如豆角、青菜、南瓜、黄瓜和鲜嫩的黄花菜……秋季把收获的大白菜、白萝卜、胡萝卜、马铃薯、大葱等储放在地窖里，还把一种像萝卜一样的梗菜叶子洗净做成酸菜，根部用盐腌成咸菜。冬天这些储放的菜吃到第二年的开春还有剩余。这些都是靠祖母精心操作安排。
祖母还能用玉米棒子的干叶子编成坐垫，用麦秸编成扇子，用脱了谷粒的谷穗做成扫衣被床铺的扫帚，用高粱秸穗做成扫地用的扫帚……总之，家里的很多用具都是自己做的，不需要用钱买。
祖母吃素念佛，心地善良，乐于助人，村里一些有困难的人，她总是有求必应，还主动帮助人，她总是腾出空闲的窑洞给河南逃难来的人住。有一家河南逃难夫妻带着一个儿子在村里定居下来，后来男人病死了，那女人就叫她儿子认祖母作干娘，祖母一直接济他娶了媳妇，在村里安了家。
祖母还比较迷信。有一次，我和几个孩子在院子后边的晒谷场上玩耍，回家后感冒发烧，祖母叫我喝水后躺在炕上，用热毛巾在我额头擦一擦，再装了大半碗水放了一小撮米，拿三根筷子先在碗里沾一沾水，再在我身上轻轻地敲三下，嘴里一边轻轻地念着什么，一边扶着筷子，好像在说一个已去世多年安葬在晒谷场旁窑洞里人的名字，隐隐约约地听她说：“是红花腰家说我娃哇!是的话你就立一会儿，我给你烧些纸，保佑我娃快些好。”果然一会儿三根筷子就站立在碗中间了，不知道站立了多久，才自动倒下去。祖母把碗里的水和米倒在院子里，我睡了一觉后，第二天就退烧了，感冒也好了。
我在六七岁的时候就跟着祖母生活，直到1955年夏父亲要带我去福建读书，我舍不得离开祖母不愿去，祖母含着眼泪抱着我说：“娃啊，还是跟着你爸好，祖母老了说不定哪一天就走了，你出去后三年再回来看我。”就这样我离开祖母跟着父亲到了福建，半年多后祖母就病逝了。1970年我第一次回家，姑姑对我说，自从那年我走后，祖母就一直吃不下饭，经常卧床不起，直到病逝。
我再也没看见祖母了，但祖母离别讲的那些话，一直铭记在我的心里。祖母的面容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每当说起祖母，提起祖母临别的话，我的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流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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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老解放区已经过土改翻身做主的农民欢欣鼓舞，再也不用担心地主变天倒算，农民分上了房屋，分到了土地，他们敲着锣打着鼓，高举标语，放着鞭炮，庆祝自己当家做了主人。
贤河村小学的老师、学生和村里的青年成为村里学文化宣传的积极分子。农民翻身做主后，迫切要求扫除文盲，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村里起先成立一个农民夜校班，由一位刚退伍的军人当文化教员。这位退伍军人实际上也只有高小文化程度，但他在部队多年，走南闯北去过很多地方，见识也广，大家都很拥护他。农民夜校班设在原地主西院的一个窑洞里，窑洞里挂着一盏汽灯，大家都称汽灯叫“满堂红”，比起煤油灯亮堂多了。一块黑板，挂在墙上。学员都是村里中青年农民，每晚都有二三十人，大家有的坐在几条长板凳上，有的坐在炕上。学习的内容一是识字;二是学习时事，主要是根据每天报纸上一些新闻和国家大事;三是农业科学知识，如何深耕细作、施肥、除草和消灭虫害等。
后来又成立一个妇女扫盲班，就设在村小学里，由小学老师教。当时农村妇女很多都没上过学，除了教她们识字学文化外，还针对妇女特点学习宣传新婚姻法和男女平等。村里妇女有的是童养媳，还有从小就由父母包办订了娃娃亲，通过学习文化和宣传男女平等，使她们增长了文化知识，进一步解放了思想，在生产劳动中发挥更大作用。
小学老师除了教孩子们上课外，每天把报纸上的重要新闻、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简要写成文稿，晚上让高年级的学生用二三尺长的喇叭筒在村中心广场上广播，当时村里没有通电，也没有有线广播，这种土广播还是挺管用，全村人都能听得见。宣传抗美援朝取得的胜利，宣传中苏友好和苏联社会主义的美好幸福生活，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等。还把《中国土地法大纲》、《新婚姻法》、土改的有关政策规定写成墙报贴在东西村一个过道的墙上，向农民们宣传。
1951年贤河村兴起办互助组，互助组是在农民自愿互利的基础上，为解决农村劳力、畜力、工具不足的困难，采取以劳动互助为主要形式，实行以工换工和以工计价的办法。我家有土地、牲口和农具，但缺少劳动力。祖父与村里的五户人家自愿组成互助组，五户人家中有两户每户都有三个劳动力，但缺少牲口和农具，土地也不多，这样与我们家可以互通有无，互助互利，大家都很满意。
村里有五六个互助组，有三五户成立一个互助组的，有七八户或十来户成立一个互助组的，在互助组之间还开展起劳动竞赛，掀起劳动热潮。人们还自觉义务帮村里的军烈属做些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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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下半年开始，贤河村成立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村里各家的土地除每人留二分自留地外，统一起来耕种，各家的牲口都拉到槽上专人喂，各家的羊并到一起由专人放牧，其余人做所有农活。采取土地以地力和产量划分等级，按平均产量定出标准亩后入股分红，劳力评定分后，产品和现金按地四劳六分配。
按说，齐心合力，各负其责，各自做好分内工作，生产一定可以搞好。
村民们对农业生产合作社，有的积极有的不积极，地少劳力多的人很积极，而地多的人担心入社后自己吃亏，特别担心发展下去土地都归集体所有，将是一种什么景象……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没有多长时间，就接二连三地出现问题了。当地人们有个顺口溜：
干活出工不出力，犁地的刺个皮，
羊放得上不了坡，牛喂得拉不动犁。
人们没有以前那么自由自在，生活单调心情郁闷，精神不振，整日里闷闷不乐，干起活来消极怠工，默默对抗。又有人讥讽说：
白天集体上工，晚上开会学习;
有事得请假，不到得受罚;
你不给我自在，
我就不给你好好抓犁耙。
人们不能把“社”当成“家”，认为为“你”干活，不是给自己干，一年干下来，一个劳动日二三毛钱，一个人一年分不到二百斤粗粮，人们的日子过得紧巴巴。
我家的那块“九亩”地也要入社了，祖父当时心里犹豫彷徨，踌躇不决，心里想：“我这祖上传下来的地，都入社归了集体所有，以后子孙没了地怎么活……”后来他又想：“我的两个儿子都参加共产党，一个参军，一个南下福建干革命，农业合作化是共产党号召组织的，应该不会错……”
不久，祖父患了重病，但还念念不忘地对家里人说：“我们家加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但那块‘九亩’地是咱家的祖传地，你们要记住……看好……那块地……土地是庄稼人的命根子，没了地怎么生活……”不久祖父就病逝了。
祖父临终前念念不忘我家祖传“九亩”地的情境，牢牢扎根在我的脑海里，隔了几十年，当我退休后每次回老家都不由自主地要到“九亩”地头去看看。每当我站在田头默默望着这块祖传地，似乎又看到祖父在地里劳动的身影，听到祖父呼唤的声音……
11
1956年底，贤河村和附近的乔家坡、北羊庄、六张沟等五个村合并成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社就设在贤河村，社里的书记、主任都由上级委任。据说书记、主任都是六张沟村人担任，他们是全脱产，只是发号施令，不参加劳动生产。
高级社为独立核算单位，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土地全部归集体所有。农民都有保守自私的思想，家境富裕的人家对参加高级社不积极，怕土地归了集体自己得吃亏，而家境困难的人想入社占一点土地多的人便宜。
我已被父亲带去他工作的南方读书，老家的变化只能从伯父的来信中知道一些。大伯当时也是社里的干部，他在来信中说，现在农村干部很不好当，两头受气。有的农民说干部头脑发热，高级社办得太快了。而县、区的领导却批评他们：“像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做落后群众的尾巴……”
贤河村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年年打的粮食多，不但为六张沟村担负了公粮，六张沟村每年还要从贤河村拉走十来车粮食。那时候已经有了畜力平车，每车装载上千斤粮食。
贤河村的人们议论说：“贤河村打下的粮食六张沟村人享，这个道理无法讲。”
高级社的领导对人们的议论和意见不予理睬，反而大肆宣传“以阶级斗争为纲”，严防阶级敌人兴风作浪搞破坏，“割资本主义尾巴”、“大刹单干风”的标语贴满大街小巷，不准农民搞副业，不准开荒地搞种植……农民家里也不准养猪、鸡、鸭等家禽。
有户农民用柳条编了几个箩筐卖，也被社里割了几次“尾巴”。所谓“割尾巴”就是开“批斗会”，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搞单干。有的家里养了几只鸡生蛋，也被搜查出来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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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全国掀起“大跃进”运动，有的地方提出要“超英赶美”，跨步迈进“共产主义社会”等豪言壮语。
贤河村在“大跃进”的浪潮中也沸腾起来了。在村中心广场的墙上画有一幅“快、慢示意图”，从卫星、火箭、飞机、火车、汽车、马车、人行、蜗牛，分别表示着速度，以及每个人的工作成绩。将写上名字的牌子，挂在不同的图样上，彰显先进与落后，且可随时变动，激励人们争当先进。真是“人人大跃进，生产长一寸”，“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还有一首大闹“钢铁”的诗篇写在墙上：
大闹钢铁，任务繁忙，
吃在工地，睡在炉旁，
不完任务，不下战场，
超过英国，赶上美邦。
在响亮的口号下，人人磨刀擦枪，上了“大闹钢铁”的战场。
我有个小时的伙伴正读初中二年级，也参加了古家沟炼铁工地。所谓炼铁就是把含有铁质的红石头装进干泥锅，再把干泥锅摆进垒好的池子里，在干泥锅的空间和顶上，撒上一层煤炭，最后用泥封上顶，点火锻烧。几天后便把干泥锅里的铁矿石烧成了个“黑蛋”。这个“黑蛋”就是炼成的“铁”。其实离铁的距离还远着哩。
这些学生是专做干泥锅的，每个人的脸上，粘着一层灰白的干泥灰，经汗水一流淌，都变成了“大花脸”，相互看了都捧腹大笑。休息的时候就围在炼铁池子旁边和衣而睡，我那小伙伴年纪最小，每次醒来都发现枕在大姐姐们的大腿上。
大伯那时似乎也头脑发起烧来，经常写信给爸爸说起老家农村的大好形势。有次他在来信中自豪地说：“为了支援县里的‘大炼钢铁’运动，我们村自愿捐献了一尊大铁钟和两扇大铁门。”
说起这两件东西我都记忆犹新，那尊大铁钟有近两千斤重，是村里唯一的一件古董，上面刻着细致的图案和文字，也不知道是什么朝代传下来的。村里人为了保护这尊大铁钟就把它藏在离地面有五六米高的一个窑洞里。那两扇大铁门是村里原来地主家的，每扇都有一两千斤重。
还有一次大伯来信说，咱县里成立了十来个人民公社，原来的区改为人民公社，贤河村改为贤河村生产大队，以生产大队为核算单位……还说咱浮山县并入临汾县，将原浮山县定为“东方红人民公社”。也许是过于超前或头脑发热吧，过了几个月又恢复原浮山县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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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确是一个不平凡的年月，贤河村的人们也在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奔波着，地里的庄稼也顾不上管理。一年一度的金秋时节到了，东西圪塔和场埝里的田野上，一望无际的玉米、谷子、高粱像金黄色的海洋，在微风和灿烂的阳光下波浪起伏、沙沙作响，一派丰收在望的好景象，人们形象地说：
大红的高粱笑红了脸，
金黄的玉茭穗粗又满，
棉桃串连串，
豆子撑得格外圆，
谷子压弯了腰，
山药蛋一斤重的过了半。
村里的全劳力都奔赴第一线“大炼钢铁”去了，剩下的老、弱、妇留在家里种地，尽管人们两头不见日头地忙碌收割，已到立冬了，大部分庄稼还在地长着收不回来。人们看着收不回来的庄稼痛惜地形容说：
高粱站岗，玉茭放哨，
豆子放炮，棉花吊孝，
山药蛋冻得流泪，
谷子趴下地祈祷。
当时粮食平均亩产都比较低，夏季小麦一般亩产只有二三百斤，秋季玉米、谷子一般亩产也只有三四百斤，到秋收后报产量时，大队干部都按实数向上报，公社很不满意，批评大队干部思想太保守，还说你们有没看报纸听广播，人家其他地方稻谷亩产都达几千斤甚至上万斤……公社派人下来检查，说：“你们贤河大队这么平坦肥沃的土地，亩产最少也在千斤以上。”大队干部研究后，夏粮小麦按亩产一千斤，秋粮玉米、谷子按亩产一千五百斤报，才把这件事应付过去。
我小时的伙伴来信说，他们上初中的学生也都停课参加大生产运动。刚放下“大炼钢铁”的干泥锅，又拿起镰刀到东山里的乡村去收秋，掰玉茭、收高粱、割谷子、刨山药蛋，样样都干，同学们的手上磨出了血泡，在“不怕苦，不怕累，一定要把粮食全收回”的口号下，你追我赶，人人争先。
已是隆冬下雪了，同学们又一次背上行李，一天步行上百里路到临汾贾德公社摘棉花。
人们形容的“棉花吊孝”的确是真实的写照。茫茫一片的白色平原，一眼望不到边。一场激烈的竞赛战斗开始了。同学们“一”字摆开，所到之处像蚕食桑叶的声音，更像是蚕食桑叶的情景，一片一望无际的白色的棉田，慢慢地变成深黑色的海洋。
每人摘下的棉花都要过秤记数，一天下来再比高低。摘棉花多的同学得到老师的表扬和鼓励。他们班上的一个女同学天天都以采棉一百多斤的成绩领先。我那小同伴一天连五十斤都摘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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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大炼钢铁的任务“完不成”，大队干部们就将各家各户做饭用的铁锅都砸碎充当了“钢铁任务”上交了，就连一些带铁的门框、铁筒也在劫难逃。
没了做饭用的铁锅，于是便成立了全村的“大食堂”。
“大食堂”里有一座炉灶，大炉灶上坐着一口大铁锅，紧挨大炉灶旁放了一口大水缸，依水缸并排架着一面大案板，因为没面可擀，也就用不着大擀面杖了。
为了防止有人将铁锅私藏不上交，大队特规定：家家不得冒炊烟，人人都得上食堂，如有违规者严处。
到了吃饭时间，家家户户扶老携幼，拿着盒、勺、碗筷，依先后来到的次序排队打饭。人们讥称：“食堂万岁，吃饭排队。”
所谓的“饭”，每人一碗清澈照见人的玉米面糊，汤里面放了几片青菜叶外加一个黄窝窝头，据说二两重。一天三顿饭，重复如此。规定每人每天一斤粗粮，食堂里做饭的不限量，再去粮皮，可见这一斤粗粮到了碗里还能有几两。孩子饿得一直哭，大人们一边哄着孩子，一边紧勒着裤腰带。
人们又编了顺口溜：
碗里的菜汤能照着人，
手里的黄窝窝头能砸死人，
肚子饿得烦死人，
孩子哭得能疼死人。
大食堂办了一阵子，后来实在难以为继，据说上级也有新精神下来，就自动解散了，人们又回到原来的各家各户自起炉灶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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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0年开始接下来的几年，似乎老天爷要惩罚人们的不恭和折腾，连续几年干旱缺雨，灾害不断，粮食歉收，人们的日子越来越紧巴了，全国也进入了“困难时期”。
贤河村的人们一边忍着饥饿勒紧裤腰带，一边喊着“自力更生，发愤图强”的口号，白天下地劳动，晚上推磨洗衣，真是“西挑煤来东挑水，弯道沟里磨断腿”。
1966年贤河村也毫不例外地卷入了“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当地人们称之为“惊天动地的鬼神”之举。
在席卷全国的“破四旧”、批“封、资、修”和批斗“四类分子”的运动中，村里由那些上中学的青年学生为主导，小学生积极参与。他们戴着“红卫兵”、“红小兵”的袖章，先把村里唯一寺庙的泥菩萨佛像、香炉捣毁烧掉。又到各家各户清查“四旧”的东西，人们有的偷偷地将那些所谓的“四旧”东西收藏起来，被清查出来的香炉、神像、祖宗牌位、古董家具、书画、服装……统一集中烧毁。
接下来批斗“四类分子”，我那戴地主帽子的姑夫又成了村里唯一批斗的活靶子。这时的姑夫已成孤独一人。姑母去世后，姑夫的两个儿子娶不起媳妇都被招到外地成了上门女婿。
那些“红卫兵”小将把姑夫押起来，喊着打倒地主分子乔××的口号，脖子上挂着“地主分子”的牌子，在村里游了几圈，然后勒令他要老实交代罪行，还罚他在村里扫地、打扫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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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世纪70年代末，党和国家一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走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进而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阔步向前。
在农村撤销已实行了二十多年的“人民公社”体制，改为“乡镇政府”，贤河村原来叫“生产大队”也改为“村民委员会”。起初土地从生产队下放到小组，就是把土地分成几户一个小组耕种，只是缩小了些集体范围，过了一两年土地就正式下放到每家每户了，为了使农民安心，还签了“五十年不变”的承包合同。
原来我家的那块叫“九亩”的祖传地，自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归了“集体所有”，就和所有的“集体土地”一样，谁也不精心管理，这么好的地就是长不出好庄稼来。
土地承包到户，村里人都争着要承包那块叫“九亩”的地，村里人听说这块地风水好，说这块地的周家出了几个当官的。大家都争着要承包，村干部只好采取抽签的办法，把这块足有十五亩的“九亩”地分给四户人家承包。
土地承包到户，一定“五十年不变”，过去那些所谓的“成分”紧箍咒也取消了，人人都可以放心大胆地干了，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放开手脚，各尽才能，农民无不欢欣鼓舞。
贤河村刚实行了承包土地制，人们白天有干不完的活，夜里谋划着下一步怎么干。山里的地块小，道路窄，用不上机械，只能用牲畜。于是家家买牛、买骡马，打车置辕。短短地两三年里，村里就有了四十多头牲口，三十多辆畜力平车。每逢送公粮，办喜事，车马一齐出动，好个壮观的阵容，被人们号称“浮山城东第一家”。
村子向西通往县城的一条小路，狭窄弯曲，高低不平，只能行人不能通车，修路是村民们的共同的心愿，迫在眉睫，农闲时村干部组织全村男女老少，扛上镢头，拿上铁锨，经过一个多月的奋战，终于修出一条可通汽车的大道。
在21世纪初，村里的人们筹划要安装自来水，经过勘测，在村东边的山沟里，有一股碗口那么大的清水从石头缝里流出来，先建了一个水池把水蓄起来，起初用柴油机抽水，后来改用电抽水，把水抽到村最高处土岭上的水窖里，再通过水管把水引到各家各户，从此结束了祖祖辈辈到沟里挑水的艰辛历史。
通电也是村民们的迫切愿望，过去一到黑夜人们只能靠灰暗的煤油灯照明。听说一户农民在城里抽奖得了一台洗衣机，因没有电和自来水，只好把洗衣机用做储存粮食用。
自从七八里外的煤矿拉来了电，家家户户都用上了电灯，看上电视，还用上各种电器，磨面机、碾米机、洗衣机……连做饭也用上电饭锅。
县里实行“村村通公路”，把村里那条向西通往县城的土路铺上水泥路，人们再也不受下雨泥浆路滑的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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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贤河村里种地基本实现机械化。村里有两个专业户买了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播种机等农业机械，专门替村里各户耕地、播种、收割。按照每亩地收取四五十元的费用，村民们都乐意用机械化耕种和收割。
过去祖祖辈辈种地用牲口耕种，锄草、间苗全用人力，手割肩挑，累得满头大汗，腰酸腿痛，一人一天做不了一亩地，甚是辛苦。如今用上农业机械，一人一天可耕种几十亩甚至上百亩。播种用播种机，种子、肥料一起下，土地平整又均匀，禾苗不用间，草不用锄，什么样的庄稼用什么样农药，单子叶的庄稼如小麦、玉米、谷子等用除双子叶草的农药，双子叶田禾如豆类作物用除单子叶草的药。这种农药十分灵验，一次施用一年无草，田禾却毫发无损。
过去收割庄稼、打场扬晒，诸多工序甚是费时又费力，如今收割机一过，就变成了粮食颗粒装袋打包运输到家，麦秆、玉米秆随之粉碎入土沤肥。听说一台收割机一天可收割麦子一两百亩，全村的麦田只要三四天就收割完了。
土地产量连年翻番，过去生产队时期由集体经营亩产一百多斤，现在小麦亩产平均500多斤，高的达800斤甚至上千斤;玉米平均亩产1500多斤，高的达2000斤，号称亩产吨粮，人们戏称真是：“人有多大胆，地就有多大产。”
贤河村的人们祖祖辈辈都居住土窑洞，虽说土窑洞冬暖夏凉，是当地的一大特色，但比起平原地带的明亮通风的楼房洋楼来却显得有些土里土气，诸多不便。
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就筹划着改善居住的条件。当地的人们不习惯盖楼房，而是要建窑洞式的砖窑。村里的人们说，过去村里还没有一家建过砖窑房，就连村里唯一一家老财主住的也不过用石头挂面了一下的土窑洞。
所谓的砖窑就是砖拱碹成窑洞的式样，砖窑的上头再铺上一层近一米厚的黄土，砖窑里面用水泥洋灰粉刷一遍，地上铺上方块砖，装上门和玻璃窗户，宽敞明亮，干净卫生，有的在砖窑内再盘上土炕，年青人不盘土炕而摆上新式的床铺。
砖窑不失土窑洞的好处，又融入现代建筑的进步，不失为当地特色的新式民居。
我小时的一个同伴小名叫“晓经”，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他年近半百时，带头建起全村第一家三孔砖窑，在他的影响下，村里人掀起建砖窑的热潮。
只经过三五年的时间，全村基本都淘汰了老式的土窑洞，建起了一座座的砖窑房。
我们那里有的是地，每家每户都有一座大院落，一般都有三五孔的砖窑房，院内另有厨房、厕所、圈养鸡鸭的小房子，有的还栽上几棵果树，围墙围起来，再装上大铁门，两扇铁门有两米多高，门头用砖瓦砌成牌楼式，有的还在门前安放两尊石狮。似乎大家都在攀比，看谁家的阔气谁家的洋派。
农村里的大院落，绝对不逊色于大城市里的单元房或独幢别墅，难怪一些农村的老人到城市里来住不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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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到21世纪初，贤河村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国家的政策越来越好了，农民得到的实惠越来越多了。过去只有城里人才能享受到的待遇，农民也逐渐享受到了。
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为了进一步减轻农民的负担，国家取消了向农民征收的农业税、特产税和五花八门的各种税费。农民们自由种植，自主经营，国家还向种植粮食作物的农民给予补贴。听说小麦一亩补贴80元，秋粮一亩补贴55元。
过去只有城里的工人、干部才能享受到的国家养老金、医疗报销、困难“低保”补贴等待遇，农民们也逐步得以实现。听说六十岁以上老人每月养老金50元，看病医保报销按不同的病种50%至80%予以报销，一些病残困难的“低保”人员每月有100元至130元补贴。每年的冬季，政府给每户农民免费供应一吨煤供取暖烤火用。农民的子女念书全部享受免费义务教育。虽然这些补贴的标准还比较低，农民们还是感到满足。他们都是满怀感激和自信地说，会好的，将来会越来越好的。
农村随着土地承包发生的变化，有些农民还不无担心地说：“鼓励农民进城的政策，看来是好事，大大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提升了学生的学习水平，但是相应的问题出现了。”
贤河村有所上百年的小学被撤并掉。五六岁的孩子要到城里去念书，大人要随孩子进城租房做饭照料，成了农民一份沉重的负担。”
有个乡镇中心小学的老师说，他们中心小学有教职员工近二十人，开设1至6年级，每个年级只有三五个学生，全校只有三十多个学生，并且会愈来愈少，大家都争着去城里上学，这样发展下去，乡镇中心小学都要关闭了。
听说在城里接连发生一些怪异的事，年轻媳妇在城里给孩子煮饭，由于生活困窘，或受网络诱惑，失踪私奔的不少，几乎每个村都有发生，有的孩子都近十岁了，母亲也跑掉无音讯了。
村里的年轻人都到城里打工挣钱，城里的房价昂贵，他们拼命要在城里买房，于是丢了老家的房屋，荒废了老家的耕地。
当地似乎形成一种风气，姑娘出嫁的首要条件是要看男方城里有没有房子。不在城里念书人家的孩子被人看不起，城里没有房的人自然就连自己也觉得低人一等了。
村里一些老年人叹气说，城里的人太“饱和”了，房价高、物价贵，乡村里只剩下老汉老太婆，由于人员稀少，路上走的人也少了，乡村的道路野草丛生，有的院落长期没人居住，野草长得一人多高，窑房破败，一派荒凉景象，使人观而叹之。还有的说，若干年后老汉老太婆死后，农村不就没人了吗?
还有些有点文化、见识广泛的人，他们长期在外走南闯北，却胸有成竹高谈阔论地说：看来农民进城和城镇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过去城乡是绝对对立的，今天城镇化的推进超过人们的想象，太快了，太急了，准备不够充分，有些急功近利。很多年轻人都涌到城市里去，造成城市“饱和”，城市资源不可承受，社会治安复杂化。老家的生态也不是原来的模样，有的土地荒废了，有的房子没人住，有的地方挖煤矿地陷下去了，我们今天得到的是要付出更大代价的……
当地新流传着人们编的一首顺口溜：
种地用上拖拉机，
万里通话用手机;
胯下骑的摩托车，
穿的商店有成衣;
常年吃的是白面，
油光的马路不粘泥;
电灯又亮常年明，
农民进城不明举;
城市饱和村里稀，
发展农村多考虑;
但愿农村赛城里。
19
我退休后，每隔两三年都回去一趟，每次回老家都不由自主地到“九亩”地里走一走、看一看。
此时此地，今非昔比，还是当年的那块地，却分成四块由四户人家承包耕种，也许他们都不知道这块地的经历，只知道是从生产大队承包来的“集体”的土地。
我那戴着“地主老财”帽子的姑夫已去世多年。他的长兄在解放初的“土改”前，搬迁到外地发展，或许没有评上“地主老财”的成分。后来他的孙子当上了乡党委副书记。有次这位乡党委副书记来到贤河村调研，村里的一位老人知道他家的来历，就对他说：“乔书记，你老家就是咱贤河村的人，你知道吗?”这位乔书记说：“听家里老人说起过，我是第一次来这村的。”
看着乔家财主这几座已陈旧破落的大院落，他似乎能想象到祖先当年车水马龙、车来人往的繁忙景象……或许在思索着什么。
我那戴着“地主老财”帽子的姑夫，悲惨地过完一生，每次“运动”来，他都作为“批斗”的对象，受尽了人间侮辱与冷漠，晚年孤苦伶仃，孑然一身。真是人生如梦，世事沧桑。
有次看见已分给四户人家承包耕种的“九亩”地，有两块地荒了，没人耕种，原来是承包的两户人家到城里打工赚钱去了。
看到老家人稀地荒的状况，使人更怀念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实行土地承包生产责任制，村里呈现出的你追我赶，劳动致富，热火朝天的景象。
20
时下，城市化的进程，似乎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农民进城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方兴未艾。
然而，辽阔的华夏大地，东西南北的地域环境气象变化千差万别，人口分布的稠密稀少极不均衡。农村的土地如何耕种、经营和管理似乎没有固定的模式可依，还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百花齐放，各显神通的探索中。
农业合作社模式。若干户农民自愿组成，按照土地和劳力评定等级后入股分红。这种模式和上世纪50年代初级农业合作社相类似。似乎历史开了人们的一个大玩笑。
能人承包经营模式。即有一定专业技能或农业机械的能人承包土地，签订若干年不变的合同，每年给原土地承包者一定的粮食或现金。原土地承包者或去城市打工，或改行谋生。
庄园式经济模式。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国企或民营企业承包租赁农村的荒山坡地弃耕地或耕地、山林，承租期50年，拟定投资规模，进行农业综合开发，以种植、养殖业为主，或建生态类游乐园、优质药材园、立体植物园等。
听说在福建沿海一带的一些农村，历史上有去海外谋生的传统习惯，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海外华侨关系。从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以来，一些年轻人都纷纷通过各种的关系踏上出国的征途，有的甚至不惜冒险偷渡出去。
留在家里的一些人也大都在外做生意或投资办工厂谋生。
农村的土地有的由四川一带的人举家来承包耕种。那些长期在外做生意或办工厂的人，有的在城市买了房子或置了产业，子女亲属也都跟了去。也许再过了二三十年，他们对老家的土地渐渐淡忘，那些承包土地的外地人就成了这里土地的主人。
有的土地长期没人耕种就荒废了或由村委会收回改作它用。
农村土地滋生的腐败也屡有传闻。在南方一些发达富裕靠城市边的农村，有的村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与开发商勾结，把农民手中的土地以极低廉价格收买来或予以补偿，然后，转手高价倒卖给开发商牟取暴利，于是成就了拥有几千万或上亿元的村长富翁，已不是新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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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农村土地的改革趋势不乏有种种的设想或议论。
目前仍在实行的农业生产家庭承包责任制已实行了三十多年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席卷了“人民公社”以生产大队为核算单位的“集体所有制”，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连年丰收，农村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如今，人们更期望这种家庭承包责任制也要进一步发展改进，不能一直停留不前，才是农民的希望所在。尽管农村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明确规定50年不变，农民心里仍不踏实，人们总是认为土地仍是村集体所有，农民只不过承包使用而已。
“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这是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愿景和理想。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历史上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专制统治，开创了中国民主共和新篇章。
一百多年来，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遭遇无数次的失败、曲折和险阻，终于迎来今天这改革开放的大好时光。
土地的变迁始终和农民的命运息息相关。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耕者有其田”的愿景和理想，但愿在我们这一代能得以实现，让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才是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