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在阅读中把中国文学同外国文学比较时，常常选择同俄罗斯文学比较，因为两国的社会制度曾经非常接近，虽然彼此发生过“争吵”，但正如邓小平在一次会见前苏联领导人时说的，“过去双方都说了许多空话”。两国的社会制度属于同一种“主义”，生长在相同社会环境中的文学就具有可比性。
我对俄罗斯文学是景仰的，因为有赫尔岑、陀思妥耶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等文学巨人挺立在那里，十月革命后又出现了帕斯捷尔纳克、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这些杰出的当代作家。而中国呢，我们也许可以举出鲁迅，但革命成功后的半个世纪里我们还能举出谁呢?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巨人开创了“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他们用文学呼唤平等、自由、民主，批判专制制度，讴歌人道主义。而二十世纪俄罗斯杰出的当代作家们则继承了这个文学传统。帕尔捷斯纳克在《日瓦戈医生》中通过描述主人公的遭遇，表达了维护人格自由，保持个性纯洁，捍卫人的尊严，历史的发展与进步应建立这一原则上而不应相反的思考。肖洛霍夫在《静静的顿河》中真实地描述了人性在残酷政治斗争中所承受的痛苦和毁灭。索尔仁尼琴在《癌病房》和《古拉格群岛》等作品中揭露批判专制制度，表现了“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缺少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德力量”(诺贝尔文学奖评语)。而我们却举不出一个能与这些杰出的俄罗斯当代作家相媲美的中国当代作家来，原因究竟在哪里?
原因也许很多。而我要说的是：中国文学“批判”的传统本来就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学传统都是植根于它所在国家、民族的文化传统的，因此我们有必要看看俄罗斯文学传统是植根于怎样国家、民族文化中，或者说是怎样的国家、民族文化孕育了俄罗斯文学的传统，而中国文学传统又是植根在怎样的民族文化传统中的。
论及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传统是绝对绕不开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宗教的，因为一个民族的宗教在其悠久的历史中，已经融入这个民族的文化中，成为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俄罗斯的东正教属于基督教，而基督教的一个最基本观念就是：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子民，大家都是兄弟姐妹。这个观念实际上是告诉人们：人与人都是平等的。这个观念鼓动着西方人为建立民主体制而斗争。俄罗斯在这方面和西方类同，因此他们的文化传统中具有较多的民主思想。赫尔岑等一批文学巨人正是站在这样的俄罗斯文化土壤上成长为自由民主的先驱者。
而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佛教的根基很深，佛教主要重视个人的修身养性，基本不批判社会对人性的压抑，因此佛教中较少有人与人平等的观念。中国的儒家文化也是重视“修身”，重视“等级”，因此中国的文化传统中相对缺乏民主意识。中国封建社会的格外漫长不能说没有这种文化上的原因。而这样的文化传统也就造就中国文学的传统也是侧重于“劝世”，劝人洁身自好，而不太批判社会对人性的压抑，《三言》、《两拍》、《金瓶梅》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清末出现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狀》等一批“谴责小说”，虽然也批判社会，但正如鲁迅所评价的，它们很“浅表”，有“溢恶”倾向，有点像如今那些打着“法制文学”招牌而实际是“展览秽行”的文字。总之，清末的“谴责小说”并未形成一个成熟的文学传统。
鲁迅，这位中国文学巨人，中国文化传统、中国文学传统的伟大反叛者，他将文学的锋芒直指愚人的封建文化传统，以他为首的一批进步作家开创了中国文学批判专制，批判对人性压抑和戕害的新文学传统，但这种刚建立起来的文学传统从同一世纪的四十年代末起就逐渐淡化，到1957年便销声匿迹了。
说到这里我们就不奇怪为什么中国的当代文学没有一部真正伟大的具有社会批判意识的作品。因为我们文学中并不强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被中断了。这当然与中国当代的文化有着某种关系。所以王元化——一位很早就参加共产党的杰出中国当代学者，在他新写的一篇文章中道：“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今天的中国仍需要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