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对于汪曾祺而言，他与寺庙的关系不仅是见识问题，其中也有一种非常深刻的缘分，他自己就曾是寺庙中挂名的弟子。从小生活在高邮的汪曾祺曾经深切追忆：“我的家乡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庙。我的家乡没有多少名胜风景。我们小时候经常去玩的地方，便是这些庙。”这些寺庙对他影响深远，而荸荠庵则因为僧俗在日常里紧密地结合，对他影响尤为深刻。这些促使了他日后对寺庙和僧人世界的关注，也使《受戒》成为他文学世界里的一座高峰。
这些际遇固然非常重要，但对于汪曾祺而言，他自身与寺庙和僧人的关系也并不仅仅在于见识本身，某种程度上，他的生命体验中也有宗教的渊源和气息影响着他的人生与文学思考。幼年的汪曾祺生活尚算温馨，长辈们为了让他更好地成长，给他在和尚庙、尼姑庵、道士观里都记了名，还求取了法名“海鳌”。为他求取法名的帖子，一直贴在父亲汪菊生的卧室中。一张高八寸、宽五寸的梅红纸，中间写着一行字：三宝弟子求取法名海鳌，左边一个“皈”字，右边一个“依”字。
尽管汪曾祺在《受戒》的题目下写过一句“这个小和尚不是我”，但是文末的那一句“记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可以看出他对那段日子和那些人们的深情。在他的文学世界里，诸如《庙与僧》《铁桥》《鹿井丹泉》《复仇》中的许多僧人形象，大都是正面、智慧或是人性的。他的僧人形象似乎都有荸荠庵的某种暗示和影响，那里僧俗和谐的日常对一个孩子的精神生长是有巨大恩惠的，这也是乡土的日常生活充满魅力的地方。
二
汪曾祺在庵赵庄住过一段时间，这段本来惨淡甚至无奈的光阴是因为时局危险造成的。
这一年汪曾祺十七岁，尽管后来他自己也说这是一次偶然，但即便是偶然，也是他人生和文学史上一次重要的偶然。1937年暑假，日军攻占了江阴，隔江相望的高邮也处于危急之中。此时，就读于江阴南菁中学的汪曾祺不得不终止学业，离开母校，回到家乡躲避战火。不久，国军战斗失利，人心惶惶，于是他又随着祖父和父亲，到距离县城稍远一些的农村庵赵庄避难，一住就是半年多的时间。无论战争的铁蹄多么野蛮，乡间的岁月也并非桃花源般美好，但在汪曾祺的记忆里，这段时光却是独特的。他日后在《关于<受戒>》中记道：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一个乡下的小庵里住了几个月，就住在小说里所写的“一花一世界”那几间小屋里。庵名我已经忘记了，反正不叫菩提庵。菩提庵是我因为小门上有那样一副对联而给它起的。“一花一世界”，我并不大懂，只是朦朦胧胧地感到一种哲学的美。我那时也就是明海那样的年龄，十七八岁，能懂什么呢。
……
这个庄是叫庵赵庄。小英子的一家，如我所写的那样。这一家，人特别的勤劳，房屋、用具特别的整齐干净，小英子眉眼的明秀，性格的开放爽朗，身体姿态的优美和健康，都使我留下难忘的印象，和我在城里所见的女孩子不一样。她的全身，都发散着一种青春的气息。
对于汪家，躲避在庵赵庄是时事风云变幻的偶然，但这次经历在汪曾祺的心里也绝不是他自己轻描淡写的那一句“我那时也就是明海那样的年龄，十七八岁，能懂什么呢”。小英子在庵赵庄是确有其人的，她在现实里是王家的“大英子”。赵家与汪家日后也颇有来往，虽然汪曾祺远走他乡后再也没有见过大英子，但是这件事不仅成就了“四十三年前一个梦”的名作，也成为汪曾祺心中一个美好念想。在《庙与僧》中，这个故事以及一些人们已然出现，到了《受戒》中的庵赵庄，汪曾祺的情绪随着自己年龄和心境的变化，已经将一切变得简静、和谐。这一段现实的记忆在汪曾祺内心也是不断地被重新认识且“再创作”的。
较之于汪曾祺城里市井的富庶生活，庵赵庄战乱中的生活除了躲避于穷乡僻壤得到的安全感之外，一定没有什么现实的美感可言，即便是《受戒》中的那些清新美丽的场景，也是被文学化了的村庄——而这正是村庄的魅力所在。正是像庵赵庄、大淖河这样的乡土阵地给了这位市井少爷更多感情与诗性的浸润，使他得以用文学的理性梳理这些情绪，并成为经典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