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和尚有很多好处。一是可以吃现成饭。哪个庙里都是管饭的。二是可以攒钱。只要学会了放瑜伽焰口，拜梁皇忏，可以按例分到辛苦钱。积攒起来，将来还俗娶亲也可以;不想还俗，买几亩田也可以。
如果从信仰的角度出发，为了这些“好处”做和尚，用庵赵庄的俗语讲是要 “响雷打头”的，那是想都不敢想的危险举动，但实际上人们既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这和信仰并没有什么深刻的联系，或者说，人们还是遵从了自己的内心。土地有着自己的哲学，这种哲学既是养活村庄的哲学，也是使村庄自行运转的哲学。这就像是汪曾祺与庵赵庄的关系：他选择了庵赵庄作为自己的文学养料，庵赵庄也给了他的选择以长久的养育和滋润。
当然，庵赵庄的日常更为有意思的是，虽然做和尚和其他手艺一样，是谋生的手段之一，但对于做和尚这件事，却是有明确的条件和标准的。也就是说，虽然做和尚是为了谋生，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做和尚的，这就是做和尚“高”于其他手艺的地方：
当和尚也不容易，一要面如朗月，二要声如钟磬，三要聪明记性好。他舅舅给他相了相面，叫他前走几步，后走几步，又叫他喊了一声赶牛打场的号子：“格当嘚——”说是“明子准能当个好和尚，我包了”!要当和尚，得下点本——念几年书。哪有不认字的和尚呢!于是明子就开蒙入学，读了《三字经》《百家姓》《四言杂字》《幼学琼林》《上论、下论》《上孟、下孟》，每天还写一张仿。村里都夸他字写得好，很黑。
如此看来，做和尚多少还是先要有些身段和本事的，这便更显得乡村哲学的强势——到头来，好也罢坏也罢，全部归了碗里的口粮和屋子里的生计。所以，在庵赵庄或者说“这个地方”的平原上，做和尚也相当于一种风俗，不过算是一种有些品位的风俗。正是这些风俗让日子少了点俗气，竟然有了别样的情趣和滋味，最终能生出一种独特的才情和诗性来。当然，荸荠庵的僧俗生活也并非完全一池静水，也有涟漪起伏的时候，但一切都可以被理解，并且值得玩味。比如三师父平日里沉默寡言，其实他是一肚子“花花肠子”的和尚，但那也是符合人性的，并没有伤风败俗到令人不齿：
他还会放“花焰口”。有的人家，亲戚中多风流子弟，在不是很哀伤的佛事——如做冥寿时，就会提出放花焰口。所谓“花焰口”就是在正焰口之后，叫和尚唱小调，拉丝弦，吹管笛，敲鼓板，而且可以点唱。仁渡一个人可以唱一夜不重头。仁渡前几年一直在外面，近二年才常住在庵里。据说他有相好的，而且不止一个。
平素的日子是乏味而寂寞的，如果再遇见常有的灾害，比如水患、田里的收成不好，手艺人便常常无以为靠，对付日子也就只有自得其乐地自寻“穷开心”。村庄里的不俗之举大抵都是生活逼迫出来的智慧和幽默，它们并不繁复奢侈，但足以化解苦楚的生活。苦与乐在心理上相互消融，“穷快活”的不雅便是可以被理解和包容的。再来看其他的风俗或者说人们日常的精神风貌，就能读到一种特别的意蕴，哪怕是最朴素的生活场景，都能够轻而易举地体味出趣味和诗情，更何况后来被汪曾祺的笔写出来呢：
这地方的忙活是栽秧、车高田水、薅头遍草，再就是割稻子、打场子。这几件重活，自己一家是忙不过来的。这地方兴换工。排好了日期，几家顾一家，轮流转。不收工钱，但是吃好的。一天吃六顿，两头见肉，顿顿有酒。干活时，敲着锣鼓，唱着歌，热闹得很。其余的时候，各顾各，不显得紧张。
乡土的僧俗世界汪曾祺经历过，除了庵赵庄之外，对于乡土他基本是陌生的，这与他市井生活的状态有关，也让他对庵赵庄的印象特别深刻。这既是童年记忆和经验的牢固，也似乎是一种天意：一个熟悉市井的孩子在一次偶然的遭遇中接受了乡土的昭示，日后成为他人生一个重要的节点。对于城里寺庙的生活，汪曾祺的见识更丰富一些，这在《受戒》等诸多文章中关于寺庙的描写里可以读到。在他的运河小城里，佛教源远流长如运河之水。据《高邮县志》记载，高邮在唐时即有寺庙。至清乾隆年间，高邮较大的佛教建筑有寺四十五个，庙六十七个，庵二百六十一个，塔院七个，殿八个，念佛林两个，念佛堂五个，塔四座，寺庙房屋六千余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