庵赵庄在现实和精神世界里对汪曾祺都是有恩的。
据乡人陈其昌走访了解，大英子晚年还惦念这位当年被她称作“曾祺”的汪家少爷。大英子是王家的女儿，她有一个年长十一岁的哥哥。1938年夏天，汪曾祺随同家人到庵赵庄躲避战乱，农历七月十六，汪曾祺的后母任氏在难产多日后生下了弟弟海珊，七天无人带。汪曾祺嫁给董家的姑母就找到佃户大英子家，将十八岁的大英子“请”到汪家专门带海珊——类似今天的月嫂。日后，大英子又进了汪家大院做了“大莲子姐姐”。小城里对佣人丫鬟有一种特殊的说法，叫“帮人”，或者将女佣叫“大莲子”“小莲子”，这些汪曾祺在文章中多次提到。即便到了今天，在高邮的口语中也会有这样的说法，“帮人”也不全是当佣人，也有管家料理的职责，就像家里多了一个人一般。
暂住庵赵庄的汪家多了一个与汪曾祺同龄的漂亮姑娘，起初与其接触最多的是任氏。她说大英子和她母亲像是一个模子托出来的，身材健美、丰满，一身农村装束合身显体，尤其是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活灵活现。做起事来地道、勤快，而且聪慧，许多事一学就会。从庵赵庄到高邮汪家大院，大英子称汪曾祺从不叫“大少爷”，也不叫“黑少”，而是叫“曾祺”。除了当好海珊的保姆外，她对汪曾祺的照料也很周到。大英子收到并珍藏着汪曾祺少年时期的一张照片直到晚年。由于任氏的喜爱，大英子在汪家身穿旗袍，头发梳个髻，可以自由地与一位张姓未婚夫来往。她二十岁结婚前，即汪曾祺出外求学一年后才离开汪家。日后，大英子常去汪家看望任氏和海珊等人。她称汪曾祺继母任氏为“三少奶奶”，上城到汪家像走亲戚。1993年，汪曾祺的妹婿金家渝去京，与汪曾祺夫妇谈起这些事，说大英子有血吸虫病引起的肝病，常来城里，看看娘，也常问起汪曾祺大哥，还谈到照片的事。汪曾祺惊诧地问：“还有这回事?”汪曾祺的夫人施松卿说：“在高邮时为什么不说呢?那我们再去高邮时一定去看看她，真难为她还记住这个老头儿。”汪曾祺若有所思地说：“那也好。”
大英子早汪曾祺一年离世，金家渝为此事写信告诉汪曾祺，汪接到信后立即给金打电话，说：“她去世了，我知道了，人老了。”
庵赵庄的一切对于汪曾祺太珍贵了。他在庵赵庄的那些日子，精神世界也在生长。据徐强《汪曾祺文学年谱》记载：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暑假，日军攻占江阴，江北处于危急之中。汪曾祺不得不离开南菁中学，在家闲居，或随全家到离高邮城稍远的庵赵庄避难。闲居期间，自己读书，除了一些旧课本和从祖父书架上翻出来的《岭表录异》之类的杂书，还有两本“新文学”书: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和一本盗印的《沈从文小说选》。
汪曾祺在《我的老师沈从文》里回忆道：“两年中，我反反复复地看着的，就是这两本书。所以反复地看，一方面是因为没有别的好书看，一方面也因为这两本书和我的气质比较接近。我觉得这两本书某些地方很相似。这两本书甚至形成了我对文学，对小说的概念。”
汪曾祺认为在避难中反反复复读的这两本书，“和我的气质比较近”。这既是书中的情景和他眼下的乡土世界非常相近，也是书中的场景和人物强化了他对庵赵庄风景风情的记忆和认识，他在其中找到了乡土中国，甚至异国乡土与中国乡土的某种相通之处。
庵赵庄似乎是汪曾祺的“边城”，而小英子就是汪曾祺的“翠翠”。《边城》中的翠翠也长在水边：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故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面前的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
被汪曾祺反反复复读过的《边城》，一定给他一种莫大的暗示。翠翠从边城的山水里走到现实中，便成为里下河平原上水边的女孩。战乱中的边城现实里未必真如纸上那般恬静，身处乱世的庵赵庄自然也并非安静恬然，但是到了人心里，到底就软弱滋润起来，成了充满诗性的梦境。朴素的村姑竟也让乡土的日常变得灵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