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往远处扯，在巫是进村的前一年，走了一拨兵，来了一拨兵，在村西北，北方和南方的部队对掐了半天，谁也不放谁过去。一面山一面江，此路不通无处去。北方的指挥官暴怒，坐在吉普车上下不了命令，后来才知道，公路全毁了，这辆车是从闽江上游渡下来的，刚上岸，前面枝枝杈杈的河流挡住了他的去路，每一条河沿都神出鬼没。指挥官不信，亲自驾车沿河南下，七弯八拐最后发觉不对劲，距出发地没多远，喊起来还有人呼应。指挥官懊恼，无奈进村找人问路。敲了四五户，开门方言，没一句能听懂。指挥官来到村前，在一块平躺着的碑石上坐下，小警卫在一边扇风。这时，教书匠被带过来了。
你们刚才开车差点中埋伏，不敢说是十面，至少也四面。十还是四，方言普通话里分不清，指挥官用帽子拍了拍教书匠的肩膀，你，是先生。教书匠说，自古柑蔗一条路，那些沟沟叉叉大多是假道，防海盗用的，海盗进不来，即便蒙进来想走就难了，每次都人赃俱获。哦。指挥官跨进一步，将教书匠摁在碑石上坐下，兄弟说得好。教书匠不好意思，哪有村夫与官人平起平坐的，便说，这里潮涨潮落，旱季，条条路相通，雨季只有一条路，剩下的路都在水草下，屁股底下这块碑刻写得清楚，咱们翻过来。
这段话的流程，两分钟足矣，很多人都能熟背下来，村志也这么写的。当初为了订正这件事，撰写者老袁先问了队长的后人，得到的就有三四种答案，再去找旁人对证，答案就越来越多，一户一个说法的倒好，一户几种答案的就麻烦了，有家人还翻了脸，兄弟四个各不相让，最后动起手来，这让老袁尴尬，坐在小板凳上都不好意思站起来。后来，女人也参与进来，指甲与拳头的速率比刀子剪子布还要快。当然，最终是老袁被揍扁了。
挨家挨户采集来，让撰写者很郁闷烦透顶，全村七十三种说法，讲述者在一小点差别上的别有用心，总让人警觉一下，一段时间记录下来，正好能够甄别各户或各人的秉性，比如加重或放低的语气，某个特定缓冲或急起的词汇，诸如此类，配上全村人几乎一致的脸型，最终得出一个结果，并写入村志的后记里，就是人人长有巧舌，有人巧舌成双，舌尖尖分叉的。那些奥妙的事就这样被有心人记载下来，原始记录本至今还保存完好，但没人觉得有价值。
相对而言，文字记录还是省略了不少的情节，那时候没有录音笔，全凭耳朵里存下话尾，手指要迅速接上，断掉的字会从另一只耳朵里被挤飞。事实是，大多数人会说得很漫长，从早饭开始扒拉着，到下顿饭冒烟了还津津有味，很多情节不断派生下去，又收拢回来，不给别人抽身的机会。但也有干脆利索的，原话大意不变，正想听个究竟，没了。
北方军追得紧，南方军跑得快，要命呢，下暴雨了，首长和先生能说些啥，一个北方人一个南方人。这是最简洁的讲述，加上标注的记录日期，总共才几十字，比唾沫星还少。提供者是母子俩，儿子撇着竹，说话也不抬头，母亲的眼珠子滑动很快，示意没错。他们都没有停下手里的活，说完也就完了。
事已至此，往后的过程就简单多了，大家的口径几乎一致。指挥带着队伍穿过柑蔗攻进了省府，南方的部队被赶到了江里，飘摇过海。再之后，指挥当了省府里的市长。柑蔗离省府二十里，市长会隔三差五开吉普车来村里找先生聊天下棋。先生那会儿才问市长，当时怎么知道自己是个教书的。市长说，望闻问切，祖上是开方子的。
以前也有路，弯来扭去，经常淹没在水里。所以，当年市长进村时要问路，兴许还真有那么回事，不是后人杜撰。沿着江边走，泥沙俱下，然后踩实了，到下回雨季再踩一遍。光脚的不怕没路走，穿鞋的才挑剔。先生盯着市长的皮鞋，举棋不定。市长说，你走啊。先生哦哦几声，落子为定。
后来，教书匠当了村长，也就是后来的队长，对着黑压压一群人喊话，所面对的场面与这个相差不多。有人说，背靠山，面临水，柑蔗村像条长凳子。能够坐在凳子上说话的，还会站在凳子上喊话的，只有队长有这本事，别人是蹲在田埂或者坐门槛上听话的份。有人过路时讨教门下，他就轻描淡写几句，柑蔗是水里村，谁来谁相晕，看过那块碑上各条道的走法，就不会迷路了。有人欲深究，听说当时你故意把那块碑扣在地上。他摇头，说前面经过的人看明白了，不想让后面来的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