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杰里。他早年在苏黎世留过学，后来在哈佛完成他的教育。我是跟他到了上海才知道，他年轻的时候热恋过一个哈佛女同学康妮。康妮是个中英混血儿，学英美文学史的，她的博士论文你猜写的是谁?戴比盯着丹桂，问。丹桂摇头，等她的下文。戴比将奶油抹到一片面包上，递过来，笑笑，说，亨利·詹姆士!哈哈，那个老头!丹桂不很明白这有什么可笑，便不吱声。戴比说，亨利·詹姆士的老哥是心理学大师啊，这倒让杰里跟康妮有联系了，对吧?丹桂安静地喝着汤，听戴比接着说，可那个姑娘爱的是一个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唐先生。唐先生是个好人家的孩子，非常聪明。他拿的是旧中国国民政府的钱，公费来美国留学的，是研究中国古代青铜器的专家。完啦，杰里的心碎了。他们念完书，那姑娘，噢，康妮随唐先生回中国，到了上海。唐先生在大学里教书，康妮做些文字翻译方面的事情，结婚生子。我看过他们的结婚照，很美的一对人儿。两人都穿着中国式长裙。丹桂听到这儿，噗哧一笑，说，男的那叫袍，长袍。戴比耸耸肩，说，袍!对不起，我总是搞不清。可怜的人儿，他们的好日子没过几天，接着就是红色中国几十年的隔绝。
戴比喝了口汤，又说，我们到上海时，杰里托接待我们的中方人士好不容易找到了他们的下落。你猜怎么了?丹桂心里一个“格登”，开口就说，他们自杀了?
咦，你怎么知道?戴比一愣，盯牢她看。丹桂轻搅着汤，说，猜的。戴比拧紧了眉，点头说，他们说，打听到那个唐先生，在“文革”中已经跳楼自杀了。丹桂听到这儿，身子就有些僵住，几乎就要脱口说，我爸爸也是在“文革”中自杀了，但话一出口，却变成：啊，中国那时自杀的人太多了。戴比听了摇摇头，眼睛微眯起来，表情看上去很痛苦，说，太可怕了。你还小吧，那时。好在你还小，感觉不到那种疼痛。
丹桂原来捏在桌边的手松开了，在桌下摊开，无法自制地有些抖。戴比注意到她的表情，问：你没事吧?我还要说下去吗?丹桂将喉头憋紧的一口气轻缓地呼出，点点头。戴比接下去说：我们就去看那位太太。康妮?丹桂轻声问。是，康妮。她住在上海市中心一条僻静的小街上，我记得是离美国领事馆很近的地方，街边有很茂密的梧桐树。走在那一带，你会在某些瞬间，根本想象不出自己是在共产中国了。那个太太那时该有七十出头了，打了条纯白的长辫，在脑后整齐地盘起来，高高的个子，身板挺得特别直，真是一个好看的老夫人。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她穿的那种粗布的衣服，样式很简单，几乎都是直线条，跟她那种很欧化的、轮廓分明的长相之间，有种特别的张力。她站在楼梯口等我们——她的儿女之前告诉我们，自从她的丈夫在“文革”中自杀后，康妮二十多年都没有再下过楼!你能相信吗?二十多年啊!二十多年再不曾下过那个楼梯!
丹桂正在吃沙拉，下意识地一下就咬住了叉子。她感到冰凉的铁叉在舌尖戳出一片刺痛。戴比摇摇头，说，难以置信吧?但那是事实。康妮的肤色很白。我见到她时，她老是老了，仍然很优雅，那双深陷的大眼很亮。康妮跟杰里在楼梯口紧紧地相拥着，两个老人都流了泪。康妮将我们迎进她的小屋里。那是一栋很老的西式洋房，似乎住着好些人家。她住在楼上一个小小的单元里。木头的地板都发黑了，家具不多，清一色的明代家什。康妮告诉杰里，那些都是唐先生的收藏。从美国回来后，唐先生只要有点余钱，就去收明代家私。“文革”给抄走了很多。也许是那些家具的颜色和风格吧，塞在那么陈旧的狭小空间里，让整个房子生出一种令人压抑的陈旧的暗。屋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台直立的老式斯坦威钢琴，我是在那上面看到康妮和唐先生的结婚照的。
那是深秋了，窗子大开着。窗外是梧桐，叶子开始掉落。寒气很重。我们坐着喝茶说话。康妮话不多，英文带很重的英国腔。说起她丈夫的离世，她转过身看着杰里，说，唐，那么温文的一个人，他自杀了四次才死成的啊!杰里握住了她的手。出来后，杰里告诉我，她的手冰得让他老想打颤。康妮重复了好几遍：四次!前面都给抢救回来了。割腕，上吊，开煤气。他真笨啊，选的每一种死法，都那么痛苦。中国没法弄到枪，不然能像海明威那样，福克纳那样，他就不用吃那么多苦头了。丹桂想，她的父亲吃安眠药之后沉江了。他一次就成功了，应该没吃很多的苦头吧?这个想法让她得到些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