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比又说，你猜唐最后是怎么死的?他跳楼。说“跳楼”时，康妮指了指窗外，她的手在那个瞬间看着像玉一样。她朝窗外点了点。杰里很轻地问：从这儿?当然不是，他计算过的。从关他的楼里。他跟看管他的红卫兵说要上卫生间。他说腿实在不行了，蹲不住，那天要去大楼另一边有马桶的老式卫生间，他们就让他去了。他们看着他扶着墙一步一步挪过长长的走廊去的。他一拐进那卫生间，就爬上窗口，一下就栽下去了。六楼。康妮说，她去看了现场。她平静地说，血倒还好，但那一地的脑浆!原来脑浆是那个样子的，一地的豆腐花一般。我才知道，人和物是可以这样转换的，唐，那么一个活生生的人，就那样，中国有句成语怎么说的，肝和脑掉到地上?丹桂的身子哆嗦了一下，知道那说的是“肝脑涂地”，就说，我知道的。戴比就接下去说，可你猜康妮怎么说，她说，在那个瞬间，她甚至觉得自己都解脱了——唐若是如此执意，他得到了成全。虽然她知道，作为基督徒，唐不应该选择这样的道路。你能想象吗?康妮说她站在那现场时，一滴泪都没有流。
康妮没有告诉我们，她从此就再也不肯下楼了。那么多年来，中国的“文革”过去了，她的子女亲友也一直在劝，说世道变了，变得好起来了，你要出去走走，亲眼看一看那个新世道啊。可就是劝不动她。后来只能放弃。她日复一日，每天就独自看书，长时间地冥想——没人有知道她在想什么。她完全拒绝电视，收音机。日常的饮食家用，就靠子女亲戚和邻人帮忙捎买，后来年纪太大了，就请了保姆照顾生活。杰里问她是不是还弹钢琴。康妮说，那钢琴“文革”后还回来时，就已经坏掉不能弹了。它是唐送给我的结婚礼物。如今就是一件家私了。若不是亲眼所见，谁能相信这样的事情?
丹桂感觉眼睛无法聚焦，戴比在很近的地方散成光影。她将手里的刀叉放下，吁出一口长气，看到戴比领口那些繁复美妙的曼陀萝慢慢复合，围成洁白的花环。你还好吗?戴比轻声问。嗯，丹桂应着，想给递个笑，没有成功。她等着自己的情绪安定下来，利索地拿起刚才搁下的叉子，掩饰地在沙拉盘里划拉起来。
戴比喝了一口冰水，又说，我怎么竟说起这些。嗯，我是想说，如果你想了解什么是心理创伤，那就是最典型的心理创伤的表现。杰里告诉我，可惜他没有机会给康妮亲自做治疗了。如果上帝给他机会，他愿意慢慢领着她走下那些台阶。而且我们都相信，这是心理学可以征服的领地。荣格甚至在很多很多年前就已经给我们作出了多次成功的示范。遗憾的是，到了那时，杰里能立刻做的，就是在离开上海前，给康妮买了台小型跑步机送去，他希望它至少能在提高身体素质方面对康妮有所帮助。
我们那个黄昏从小巷子里走出来，拐到大街上时，正碰上下班高峰时段。人流车流洪水一样地席卷而来。杰里在街边站住，看着街上的车水马龙久久发呆。我不敢打扰他，过了好一阵，他才转过头来跟我说，你看他们——他指着暮色中行色匆匆的人们，说，你抽象地想，他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从唐惨死的时代里熬过来啊，那里面有多少的苦难，有多少的康妮?各种各样的康妮，会影响到身后几代人的人生。他们需要救治。可惜，我已经太老了，他们需要他们自己的孩子们来做这个事业。
说到这儿，戴比停下来，温和地说，你多喝些水。丹桂点点头，喝了口水，问：我想知道，创伤心理学具体能为康妮做些什么呢?戴比说，这个问题问得好。
这个学科如今在心理学领域有渐成显学的趋势，一下要将来龙去脉讲深讲透当然不行，它本身也有很多分支，理论和流派很多。好的，我们从杰里喜爱的荣格说起。
荣格的一个经典实验，是给石油大亨洛克菲勒那位患有恐旷症的女儿做治疗。那位富可敌国的洛克菲勒家族的大小姐的症状之一就是不能乘火车旅行，其实这跟恐高症是一样的道理。她在请不动荣格到纽约为她专门工作后，去了瑞士求助于荣格。荣格建议她沿着苏黎世湖连续不断地乘火车旅行。她的专列沿着湖岸的每个车站缓慢地开开停停。她的司机就开着劳斯莱斯轿车在每个车站等着，当她无法忍受时，就让她有离开那趟火车的机会。慢慢地，她有了进步，每天都能乘着火车走得更远些，最后成功地乘车到达了弗尔德巴赫。未等丹桂说话，戴比又说，这个案例是对创伤心理治疗理论的一个明晰注释：最要紧的是对创伤不回避。就像面对一个伤口，不要捂，要尽可能地让伤口暴露，身心会在这个过程中逐步适应，接受。说得具体点，比如康妮，最关键的是要让她讲出来，反复讲——倾听的人，比如心理学家，要能让她开口谈出来，最要紧的当然是得到她的信任。那肯定会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康妮的孩子就告诉我们，康妮站在丈夫自杀现场时的感受，连他们都是第一次听母亲谈起!我想这是因为她很信任杰里。这里有很多深刻的道理。我希望我这简单的回答对你理解这个领域有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