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院子里，老爹看着那一大片菜园子感慨地对儿子说，我开了这个大菜园子不单是为了吃菜，是想着有朝一日建一个像样的小医院，能打吊瓶，能住院，多好啊。也不枉我这个医者的一片心哪。
儿子说，老爹，别上火。要是上火能解决问题，那从现在开始想上火的人都有几亿。
老中医听了哈哈大笑，好，我儿有这么一个心态就好。
去京城念书，首先要经过省城，再换火车去北京。贾之廉下了长途汽车之后，到火车站的售票大厅一看，才知道兜里这点儿钱就是买硬座票去北京也不够。贾之廉坐在火车站的广场上，就在一筹莫展的时候，他突然想到省城有一个远房的叔叔啊。他恍惚记得父亲还写信给叔叔让他代买一些草药呢。
年轻人就是记性好，他清楚地记得叔叔是在省杏林医药公司上班。人在他乡，投石问路，大智慧也。贾之廉在站前的公共电话亭给叔叔打了一个电话。老泰山在电话里听了贾之廉的自我介绍后，特别吃惊，喊了起来(肯定整个办公室的人都能听到)，啥?你考上了京城的医科大学啦?我不是做梦吧?我的天哪。你这个臭小子，这事儿你为啥不早告诉我?这可是咱们老贾家天大的喜事呀。好了好了好了，你就待在那儿不要动，哪儿也不要去，我现在就安排车去接你。
放下电话，这反倒让年轻的学子贾之廉有了一种做梦的恍惚感。叔叔的这种超乎寻常的热情，他真的没预料到。
老泰山把贾之廉接到家里，一遍又一遍地看这个“臭小子”的入学通知书，眼睛里一直闪动着幸福的泪花。老泰山擦干了眼泪说，好小子，有出息。我看了你的报到时间，还有几天呢，先在这住两天，然后再去北京。
贾之廉不安地搓着双手说，叔，不麻烦了，我还是早点儿去吧。我爹还在家等我的消息呢。
说着，身体从凳子上慢慢地升了起来。
老泰山说，坐下，坐下，坐下。着啥急呀，无论如何也得住一天，明天再走。车票的事儿我给你安排，放心吧。
老岳母在一旁一边抹着眼泪一边慈祥地看着贾之廉。她想起了自己当年从县城到省城来念书的情景。她是从心底里羡慕这个孩子呀。
有道是“上马饺子下马面”。晚餐除了三鲜馅水饺之外，老岳母还专门炒了几个菜。这对来自农村的贾之廉来说，不要说吃了，见都没见过。苍天在上，那可是一个不眠之夜呀。
第二天一大早，老岳母给贾之廉穿上了一件呢子短大衣。老泰山说，这件大衣我就穿过一次。然后又摘下手腕上的上海牌手表递给他，戴上吧。没有手表不方便。这让老泰山的三个女儿都愣了，老爸一天天的，有事没事就看手表，很是喜欢啊。这是大出血呀。老泰山拿出一个信封递给贾之廉说，这里是两千块钱，里面有我的地址和电话。钱不够了给我打电话。我知道你爸没有钱，在乡下给农民看病上哪挣钱去?一个倭瓜，一篮子豆角，一捆子大葱， 两块大豆腐，完事儿了。不赔钱就是阿弥陀佛了。
三个姐姐把贾之廉一直送到火车站。贾之廉对我内人说，大姐，乡下的孩子孤陋寡闻，真是不知道火车票是多少钱，真不好意思。来一次给叔叔婶儿和姐姐添了这么大的麻烦。内人的二妹说，说这些有啥用啊，到北京好好念书比啥都强。贾之廉说，姐，回去替我谢谢婶儿……
姐仨往回走的时候，三妹有点儿纳闷儿，说，他强调谢谢咱妈是啥意思呢?
二姐说，啥意思，咱妈偷着给他钱了呗。
回头说贾之廉上了火车之后，发现自己的票是卧铺。他打听了一下，卧铺票比硬座票差不多贵一倍。于是他找到了列车员说，我能不能把卧铺票改成硬座票，把余款找给我?乘务员说，哎哟我的妈呀，这可真是踏遍铁鞋无觅处。不用退，我有一个朋友就想坐卧铺，你俩换一下票，他把差价找给你。这可真是有福不用忙，没福跑断肠啊。
到了北京，贾之廉就把退回的车票差价给叔叔寄了回去，并说明原因。老泰山收到这点儿钱感慨万分，说，这小子要是不出息，天理难容啊。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贾之廉在医科大学念书非常非常用功。就是说用一个“非常”不足以表达其用功的程度。上课那个认真劲儿就不必说了，不论是早晚自习，还是图书馆，贾之廉都是第一个到，最后一个离开。当年念大学的学生还是有助学金的，只是比较少，不仅对城市学生显得少(城市的孩子消费起点比较高，兴趣又广泛，大学的那一点儿助学金不够)对农村学生也不够。虽然说农村孩子没有那么多的消费欲望，也不敢像城市孩子那样子消费，但饭量大呀，城市孩子一顿饭吃一个馒头，顶多两个馒头就够了，农村学子要想维护六分饱，咋也得四个馒头。那么少的助学金怎么能够呢?不够怎么办?少吃，或者干脆少吃一顿。可青年人正是长身体的年龄，贪长就贪吃。于是，吃不饱就几乎成了贾之廉平日的常态。人跟庄稼地里的庄稼是一样的，长时间的营养不良，还想茁壮成长是不可能的。贾之廉并没有像其他同学的个子长得那么快，那么高。用北京话说，您瞧，贾之廉的小脸焦黄。嘲笑说：“给他脸上盖一张黄纸儿，哭得过了。”贾之廉不吱声，不反驳，也没表情，就是努力学习。那分明在说，你们越是嘲笑我就越努力学习，我打败你们的是像钢铁一样坚硬的学习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