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乐，达天地之和，而与人之气相接，故其疾徐奋动可以感于心，欢欣恻怆可以察于声。五声1单出于金石，不能自和也，而工者和之。然抱其器，知其声，节其廉肉而调其律吕2，如此者工之善也。
今指其器以问于工曰：彼簨者、岤者3、堵而编、执而列者4，何也?彼必曰：鼗鼓、钟磬、丝管、干戚5也。又语其声以问之曰：彼清者、浊者、刚而奋、柔而曼衍者，或在郊、或在庙堂之下而罗者6，何也?彼必曰：八音7、五声、六代8之曲，上者歌而下者舞也。其声器名物皆可以数而对9也。然至乎动荡血脉，流通精神，使人可以喜，可以悲，或歌或泣，不知手足鼓舞之所然。问其何以感之者，则虽有善工，犹不知其所以然焉。盖不可得而言也。
乐之道深矣。故工之善者，必得于心，应于手，而不可述之言也。听之善，亦必得于心而会于意，不可得而言也。尧、舜之时，夔10得之，以和人神、舞百兽。三代、春秋之际，师襄、师旷、州鸠11之徒得之，为乐官，理国家、知兴亡。周衰官失，乐器沦亡，散之河海，逾千百岁间，未闻有得之者。其天地人之和气相接者，既不得泄于金石，疑其遂独钟于人12。故其人之得者，虽不可和于乐，尚能歌之为诗。
古者登歌清庙，大师掌之，而诸侯之国亦各有诗，以道其风土性情。至于投壶、飨射13，必使工歌，以达其意，而为宾乐。盖诗者，乐之苗裔与。汉之苏、李14，魏之曹、刘15得其正始16;宋、齐而下，得其浮淫流佚;唐之时，子昂、李、杜、沈、宋17、王维之徒，或得其淳古淡泊之声，或得其舒和高畅之节，而孟郊、贾岛之徒，又得其悲愁郁堙之气。由是而下，得者时有而不纯焉。
今圣俞亦得之。然其体长于本人情，状风物，英华雅正，变态百出，哆18兮其似春，凄兮其如秋;使人读之，可以喜，可以悲，陶畅酣适，不知手足之将鼓舞也。斯固得深者邪!其感人之至，所谓与乐同其苗裔者邪!余尝问诗于圣俞，其声律之高下，文语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之得者，不可以言而告也，余亦将以心得意会，而未能至之者也。
圣俞久在洛中，其诗亦往往人皆有之。今将告归，余因求其稿而写之。然夫前所谓心之所得者，如伯牙鼓琴、子期听之，不相语而意相知也。余今得圣俞之稿，犹伯牙之琴弦乎。
1五声：宫、商、角、征、羽。
2节其廉肉而调其律吕：控制声量的高低，调节曲调的旋律。廉，即廉直，声量的高低。肉，即肉好，乐器所发的低音。律吕，泛指音律。
3簨(sun)者、岤(huang)者：古时悬挂钟鼓的架子。横者为簨，竖者为岤。
4堵而编、执而列者：
5鼗鼓、钟磬、丝管、干戚：鼗鼓，置于鼓架上的大鼓。丝管，弦乐器和管乐器。干戚：盾牌和斧头。
6或在郊、或在庙堂之下而罗者：或在祭天的时候、或在宗庙的殿堂上演奏出众多的音乐。
7八音：钟镈、磬、埙、鼓、琴瑟、柷敔、笙、管等八种乐器。
8六代：黄帝、尧、舜、夏、商、周六代的音乐。
9数而对：一一对应说明。
10夔：尧舜时的乐官。
11师襄、师旷、州鸠：师襄，春秋时卫国乐官。师旷，春秋时晋国乐官。州鸠，周景王时的周室乐官。
12疑其遂独钟于人：可能就独独地表现在人的身上。
13投壶、飨射：古代宴饮时娱乐项目。
14苏、李：苏武、李陵。
15曹、刘：曹植、刘桢。
16得其正始：正始之音，指魏晋时代的音乐，指优良的诗歌传统。
17沈、宋：沈佺期、宋之问。
18哆：chi，宽和之音。
欧阳修在本文中主要讨论了音乐可以意会不可言传的特性。而在后面的文章主要是说诗歌创作的问题，举例来说，梅尧臣从诗人的切身体验，精辟地提出了鉴赏诗歌的三个观点，一为“意新语工”，二为“状难书之景，如在目前”，三为“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这三个观点包含了诗歌鉴赏的一些基本观点。而欧阳修与梅尧臣的见解是共同的，他在《梅圣俞诗集序》中提出的“穷而后工”与“意新语工”应相提并论，富有积极的思想性。“状难书之景，如在目前”即诗歌描景状物必须生动传神，传神之笔贵在“神”，无论诗歌，无论散文，都需琢磨“神”韵，绽现诗文的风格韵味。描景状物若果不能传神，又何以体现诗歌的风格境界。描景状物之传神也不可脱离创作者本身的精神境界。欲求笔底传神，作者必先入境界。所以古人视诗歌之传神为最高美学范畴。而欧阳修在这篇文章中首先为我们提出了诗与乐均出自天和地与人三者的和气，是先有了乐然后才出现诗。要是这种和气不能表现在金石律吕这些音乐器材方面，那么很可能的情况就是只能表现在诗歌里面了。诗歌写得好不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那就是这种天地人的和气究竟是不是纯正的。在欧阳修看来，不管是音乐还是诗歌，那中间的一些东西都是能够通过言语来表达说明的，不过这究竟怎样来打动人心的，就是一个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事情了，也就是说只能通过心灵的沟通而达到领会的效果。文章的开首是先从音乐谈起的。而后接着是从论述音乐转为开始论述诗了。文章的最后，作者扣住题目，把评述的重点落实到赞誉梅尧臣的诗上。这就接上了他之所以写作这篇文章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