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上海巨鹿路景华新村22号门前走来一位七旬女性，面对22号的门洞，她的双腿就像被钉住了似的，久久不愿挪步，而一双眼睛专注地从一楼望向二楼，又细细地打量着三楼。
过往的居民好奇而又警惕地打量着她：这人是干什么的?旧房子有什么好看的?恰在这时，22号门内有位老人出来取报纸，突然一声惊呼：“尚之，你怎么来了?快进屋，快进屋，你搬走有些年头了吧?”
尚之是谁?她和22号又有什么渊源?
风雨同舟一家人
这位被唤作尚之的女性叫沙尚之，是革命前辈沙文汉和陈修良的女儿，和1939年落成的景华新村同龄。她生活、成长在这里，见证了22号当年先后是中共江苏省委和上海局的秘密工作机关,又是上海地下党策划重大革命事件的指挥中心及庇护所。
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地下组织接连遭到破坏，地下党组织成员被杀的杀、捕的捕、流亡的流亡，即便是坚持在上海的也到了相见不相识的地步。在如此艰难的形势下，经过长征的党中央先后派出潘汉年、冯雪峰、刘晓到上海来摸清残存的地下党员情况。在秘密而又谨慎的个别审核中，他们终于找到了沙文汉、陈修良夫妇，这是当时仅剩下不到百名幸存党员中的两位。
1937年11月，刘晓代表党中央在上海正式恢复组织，成立了中共江苏省委。刘晓为书记、沙文汉任宣传部长、王尧山为组织部长、张爱萍主管军委、陈修良担任妇委书记。可是，选择什么地方作为江苏省委最安全的秘密机关呢?
无论是租房还是买房，钱都是第一位的，但党的经费极为拮据，钱从哪里来呢?那天深夜，陈修良推醒了丈夫说：“钱有出处了!”
睡眼惺忪的沙文汉一看妻子兴奋的神情，就知道她说的不是梦话，赶紧问：“快说说，哪里能弄到钱啊?”
“我去问阿姆(宁波话：母亲)要。”
“阿姆?”自从沙文汉见过陈修良的母亲袁玉英后，就对这位老人充满了敬意。在他眼里，袁玉英是个性格坚强且有主见的女人。1907年，她生下了陈修良孪生姐妹，就在一双女儿2岁时，年仅23岁的丈夫病逝了。在封建大家庭里，族人为抢占财产欺凌孤儿寡母，袁玉英一怒之下毅然带着女儿们冲出了樊笼。她自幼识字，深知女孩们有了知识才会有自信，所以宁可自己节俭，但对女儿们的教育决不含糊。她不惜重金请老师到家来教两个女儿的国文和英文。母亲的苦心得到了回报，1921年，小女儿陈修良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宁波女子师范学校，大女儿也考取了启明女校。
可这时的沙文汉却在犹豫，对妻子道：“我知道她老人家刚巧继承了你外公的遗产，但这是她压箱底的活命钱啊。怎么能拿呢?”
陈修良说：“你还不了解我母亲吗?只要对她说用在革命同志的身上，哪怕去借她也一定要帮忙的。”
陈修良太了解自己的母亲了。她们姐妹出生的那年那月正是女英雄秋瑾殉难的同年同月，袁玉英折服于秋瑾的大无畏革命气概，时常为女儿们诵读“秋风秋雨愁煞人”等诗句。陈修良原本想成为书法家，彼时正是中国社会风云突变的时代，北伐战争、“五卅”运动的浪潮震撼着陈修良的心灵，陈修良选择了“投笔从戎”。她的决心得到了母亲的支持。她们住在宁波丝巷弄的家成了开会和秘密印刷文件的地方，母亲心甘情愿做起了女儿的帮手。
“四一二”国民党大屠杀后，袁玉英冒着生命危险奔波在宁波、上海和杭州之间，倾其所有掩护并挽救革命同志。大家由衷地将这位母亲唤作“众家姆妈”。
果然，陈修良刚向母亲张口，母亲便连连点头说：“我出面去租，押金、租金都由我来出，我们一起住，住机关也要住出家的样子。”
不过，又一个问题出来了。如果陈修良和沙文汉到处寻觅房子是极其危险的一件事，但若是请母亲出面也不合适，不惑之年的袁玉英因为患有青光眼，双目近乎失明，一个瞎子哪能到处去看房啊?
只见袁玉英不慌不忙地对女儿和女婿说：“我眼睛瞎了，但我还有另一双眼睛啊。”
“另一双眼睛”是谁呢?她不是别人，就是袁玉英的贴身女佣黄阿翠。“众家姆妈”把找房子的任务交给了自己信赖的阿翠了。
那些天，黄阿翠迈着一双小脚，按主人的要求看了一处又一处的房子。三寸金莲走路艰难，回到家里袁玉英心疼啊，抱着阿翠的双腿好一番揉搓。
这天，当阿翠走到巨籁达路(今巨鹿路)，立刻就看中了这个新建成的三层楼新式里弄洋房。迈着小脚的阿翠走进弄堂，凑近看房人，这才得知营造商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房地产商人、第一号汽车牌照的拥有者周湘云。这条弄堂是从周湘云的私家花园里划出一半地皮建成的……
这边黄阿翠在探听情况，那边在弄堂口看门的“印度巡捕”注意到她了。他不屑地对穿着简朴的黄阿翠吼道：“走、走,这地方的房子是你买得起的吗?”
黄阿翠气不打一处来，反唇相讥道：“我是买不起，但我是来给东家看房子的。怎么，你连买主都要赶走吗?”
晚上，阿翠如此这般地描述了她看房的经过。沙文汉、陈修良以及袁玉英综合了她的描绘，一致认为是个比较理想的机关地点：景华新村地处法租界，日本兵不能随便进入;景华新村每一幢房子自立门户，又都是中产以上人家的住宅区，还有巡捕看管大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隐秘，党的机关设在这里轻易不会被注意。
第二天，沙文汉和陈修良又实地去看了房子，血的教训使他们把一切安全系数都考虑周到了。比如，22号地处弄堂的最末一排，紧靠周湘云的私家花园(今天的延安饭店)，万一有情况，可以从后门撤走，通过篱笆到大花园脱身;又比如22号在一排房子的中间，晒台连着晒台，如果前后门都有人把守，可以跳到别人家的晒台上转移……
1939年7月，袁玉英以陈馥的名字付了1500块银元，以每月140元法币的租金承租了景华新村22号这一幢三层楼房。
叱咤风云景华村
为了隐蔽工作的需要，袁玉英从此改了名和姓，真正地和宁波亲友“六亲不认”了。在邻居们的印象中，户主陈馥穿着体面，是个有钱的太太。她平时蛰居屋内，足不出户。新注册的户口簿上，陈元阳是沙文汉的化名，他自称是陈馥的侄子，因为逃难才来上海暂住的。当时，孤岛的“寓公”不少，加上沙文汉西装革履、风度翩翩，虽没有职业，倒也不会引起人们怀疑的目光。陈修良则化名陈素梅，四邻们看到的是这个文质彬彬的少妇每天进进出出，无非是抱孩子到附近的济华医院育婴室玩玩，买买小菜，忙忙家务，整一个家庭妇女的样子。
陈家刚入住的时候，简直称得上是家徒四壁。每个房间都是空空荡荡的，一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沙文汉对妻子说：“在这个有钱人居住的地方，如此寒酸会引起周围邻居怀疑的。”然而，景华新村作为中共江苏省委一个重要的机关，有着铁一样的纪律：绝对的单线联系;来往人员必须控制在秘密战线的几位高层领导。
几位核心领导于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组织部长王尧山送来了大衣橱、五斗橱和梳妆台，文委书记孙冶方搬来两只书橱，朱枫买来了一张桌子和四把椅子，加上陈家原来的旧家具，凑起了一个中产阶级家庭，这才和景华新村的住户接了轨。
“家”是建成了，形势却一天天紧张起来，租界不再是“世外桃源”，也实行起户口联保制度：十户为一小组，只要一家查出个共产党，其余九家就要受牵连。
好在经过多年的磨炼，陈馥做秘密工作很有些经验了。她眼睛虽然失明，可有了阿翠做耳目，同样能机敏地了解四周的动静。她关照阿翠，把所有重要的东西打成一个小包袱，时刻不离身边，一旦有情况拎着就走。
一天，陈馥突然听到后门口有人喊：“哪一家订的面，快点下楼来拿。”她一惊，马上叫阿翠去拿小包袱，准备转移。不过，人还未走出门，忽然又听到隔壁三楼的房客推开窗户喊道：“是我家要的面，等一歇，就来了。”
因为当时陈馥和沙文汉有过约定，如果他外出时发生意外，会设法叫面店送两碗面到家里来，作为危急的信号。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没想到这两碗面让人虚惊了一场。
有陈馥“坐镇”，大家的心里都觉得踏实和安全。因为这个原因，1941年“皖南事变”后的一天，刘晓秘密地交给陈馥一个重大的任务，请她收留新四军副政委饶漱石，保护他的生命安全。陈馥没有犹豫就答应了。
住在22号的日子里，喜欢看美国原版片的饶漱石偶然也会让陈修良带他去杜美电影院(现东湖电影院)看场电影。他英语不错，看电影时还会作陈修良的“翻译”。更多的时间饶漱石静坐在家里陪阿贝(沙尚之的乳名)。他喜爱这个小姑娘，阿贝让他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远在法国的女儿和妻子。四个月后，饶漱石离开了22号，渡江到了盐城新四军军部去了……
1941年12月，原来不能进租界的日军赤裸裸地进驻了，上海的形势顿时变得险恶又严酷。
为了保存实力，江苏省委全部人员迁去了淮南根据地。陈修良也奉命离开上海去新四军根据地。景华新村22号一下子冷清了，只剩下双目失明的老太带着年幼无知的小孩和女佣这老少三人，还不时地要与穿堂入室搜查的日伪军周旋。
只出不进的生活使陈馥用完了积蓄，但22号的租金是每个月要付的。阿贝哭闹着：“阿娘(奶奶)，我要妈妈。”阿翠也劝主人换个住处。虽然陈馥无力支撑房租，但她对阿翠说：“不能走啊，这个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家必须要保护住，说不定哪一天又要派上用场了。我们勒紧裤带吧，吃不起肉就吃青菜，只要保证阿贝的营养就可以了。”
无奈之中，陈馥做起了“二房东”，把三层楼租出去贴补家用。她对房客的身份是挑了又挑，最后选中了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家庭妇女。
巾帼岂无翻海鲸
1947年5月，陈修良接到了丈夫要她“回去料理家务”的信件。她立刻理解这是上海局要她回去开重要会议的信息。自从她去了南京开展工作，和上海局的联系就凭借这些带有暗语的家信了。
在景华新村22号二楼的亭子间里，刘晓、刘长胜、沙文汉面容严肃地听着陈修良汇报南京的情况。当陈修良说到物价暴涨，大学公费生每天的伙食费少得只够买两根油条，学生的不满和怨言到了一触即发等情况时，刘晓对陈修良说：“学生像晴雨表一样反映出人心所向，分局研究决定组织一次由上海、南京、苏州、杭州、天津等地学生参加的大规模斗争，由南京先突破。你看，南京能不能打这个头炮?”
刘长胜这时也说：“南京是蒋介石的老窝、国民党首都，如果带头突破，在全国会产生很大影响。”
陈修良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们可以承担这个任务，先带头。”
在这间小小的亭子间里，上海局决定首先在南京的中央大学开展示威活动，提出“反内战、反饥饿”“向炮口要饭吃”“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不太过激的口号，学生们不仅能接受，更能引起共鸣。
离开景华新村时，沙文汉关切地叮嘱妻子说：“在敌人的眼皮下开展群众工作，共产党人的作用就要像酵母和在面粉中，看得见它在慢慢发酵，却找不到它究竟在什么地方。”陈修良不住地点头，她知道沙文汉多么冀盼着她的成功和平安。
回到南京的陈修良，领导了著名的南京“五二”运动。运动席卷全国，从政治上有力地震撼了国民党的统治基础。
狂风吹尽始得金
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在经历了生活中最严酷和无情的考验后，景华新村22号迎来了陈修良这位无产阶级前辈，她回到了百感交集的故地。
沙尚之真正了解母亲也是在母亲生命的最后20年里。她发现母亲历尽坎坷，却依然那样耿直、坦率。潜心研究党史，期望还原历史的真实是陈修良晚年最大的心愿。
景华新村22号二楼始终亮着灯光，陈修良笔耕不辍，抒发自己对各个时期的战友及亲属的深切思念和敬意。“白内障”使她的视力相当差，她就对着放大镜用记号笔写，一页纸写不了百字，便请人誊抄。骨头疼得坐不住了，她就站着写。她生命的最后一两年实在写不动了，就用口述录音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她与生命赛跑，写出了一百多万字的回忆录和历史资料。
1998年11月6日，陈修良走完了她九十二年的风雨人生。然而，景华新村22号的灯光依然明亮，记录着革命者曾经的峥嵘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