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皇黑暗统治下，为何会涌现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等文学巨匠呢?研究者们提出了一个有启发性的观点，这与十二月党人及他们的妻子博大宽广的胸襟与坚贞不屈的精神鼓舞密不可分。
1825年12月，一批平均年龄33岁的俄罗斯贵族军官，因为深切同情牛马一般生存的广大农奴，毅然放弃优渥的生活、很高的地位，发动了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5位主要贵族革命者被绞杀，百余人被流放到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而他们的妻子、恋人不约而同地向沙皇申请：自愿放弃庄园、财产、封号、爵位，陪同流放。于是，众多生来就温柔美丽、仆从成群的贵妇人从巴黎、莫斯科、圣彼得堡，长途跋涉，抵达冰雪炼狱。她们跪下亲吻丈夫、恋人们脚上的锁链与腕上的镣铐，以忠贞不渝的爱情和冰雪般纯洁的心灵给予他们灵魂的浸润与身体的温暖。她们柔情的抚慰、慷慨的牺牲、高尚的情怀，感天动地，影响深远。以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为题材的小说、电影、绘画、音乐、戏剧、雕塑，成千上万，无以计数。
在中国历史上，也有许多义薄云天的女子。如苏轼的好友王巩(字定国)家中的歌女宇文柔奴、苏轼的侍妾王朝云等都是蕙心兰质。
宋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捕，几遭杀身之祸，好友王定国受到牵连被贬宾州(今广西宾阳)，是20位同案犯中被贬最远、责罚最重的。当时，家中歌女们对岭南“蛮荒之地”望而生畏，纷纷散去，唯有柔奴一人愿意陪伴王定国南行。元丰六年(1083年)王定国北归，苏轼抱愧前往慰问“瘴烟窟里五年”的挚友。当苏轼问起贬谪生活的艰辛时，柔奴答以“此心安处，便是吾乡”，令苏轼深受触动，即席创作《定风波》一阕，盛赞柔奴身处逆境而安之若素、履险如夷的可贵品格和能自作歌曲的才情。她清亮悦耳的歌声能让人感到炎暑之地立变清凉之乡，从而使政治上失意的男人变得超然、恬静。她对岭南艰苦生活随缘自适甚至甘之如饴，因而归来更显年轻，恰似斗霜傲雪的南岭梅花。此词脍炙人口、吟咏不衰，让人们记住了这位既姿容才艺优异，又情操高尚的奇女子。可以说，没有柔奴，就没有王定国的后半生与他的众多作品，更谈不上“文采风流为一时所宗”。
同样，苏轼与王朝云亦琴瑟和鸣，传为佳话。聪慧机敏、美丽温柔的王朝云12岁时遇东坡，因十分仰慕苏轼的才华，且受其夫妇善待，决意追随苏轼。苏轼被贬谪黄州时，虽然生活十分清苦，王朝云仍想方设法悉心照料苏轼，精心烹制了后世闻名遐迩的“东坡肉”;后苏轼再遭贬谪惠州时已年近花甲，几无起复之望，于是姬妾尽散，唯王朝云执意相随。生活中，她常常吟唱苏词，为苏轼聊解愁闷，最终耐不住岭南闷热恶劣的气候，于惠州染疫病逝，时年34岁。苏东坡撰《墓志铭》赞她“敏而好义，事先生二十有三年，忠敬若一”，感其“一生辛苦，万里追随”，并撰一联“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真正视朝云为知己。
当然，中国历史上的宇文柔奴、王朝云并不是特例，白居易写给新婚妻子的诗《赠内》中就列举了四位杰出女性：“黔娄固穷士，妻贤忘其贫;冀缺一农夫，妻敬俨如宾;陶潜不营生，翟氏自爨薪;梁鸿不肯仕，孟光甘布裙。”说战国时齐国隐士黔娄，安贫乐道著《黔娄子》，一生高洁，所娶富家女不嫌弃他，还跟他一起干农活;春秋时晋国寒士冀缺，拒绝朝廷征召，夫妻相敬如宾耕于野，妻子每天送饭到田头，总是跪着双手捧上;陶渊明辞官归隐后，夫人翟氏勤苦耐劳，无怨无悔，使陶渊明晚年犹能佳作频出;东汉的孟光嫁梁鸿后，夫妻举案齐眉，“共入霸陵山中，荆钗布裙，以耕织为业，咏诗书弹琴以自娱”。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她们的身上都闪烁着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光芒。
此外，许多女性更是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丰富了中华文化宝库。东汉时，文学家、书法家蔡邕因言获罪，虽上表自求受刻额染墨、截断双脚的刑罚，以求继续完成汉史，同僚也多同情并全力相救，却最终死于狱中。其女蔡文姬从小博览经史，有志与父一起续修汉书，但被匈奴掳去多年。曹操统一北方后，立即遣使以金璧赎回，并让她整理出蔡邕所遗文稿400篇，为中国文化的传承作出了巨大贡献。另外，庄姜、班昭、谢道韫、鲍令晖、李冶、薛涛、上官婉儿、鱼玄机、花蕊夫人、李清照、朱淑真、黄幼藻、顾太清等女文人、女作家，相继在中国文坛崭露头角、熠熠生辉，让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添上绚烂的色彩。
文明的孕育与发展离不开坚忍、勤劳、善良的女性。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众多女性的美丽心灵共同撑起了人类文明的蔚蓝天空，为人类文明贡献了珍贵的母腹与乳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