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借调期间，诗刊社试图将我和吴家瑾两人正式调回去。由于我的单位在河北省涿鹿县，又是中学教师，受到政策限制，虽几经努力，始终未能如愿。最后只有在太原高校的吴家瑾调动成功。那时邵燕祥已经调到诗刊社担任副主编，和吴家瑾成了同事，而我则失去了和邵燕祥再度共事的机遇。这段短暂的回归诗界的经历便成了昙花一现，和邵燕祥简短的交往只是我中年时段记忆中的一个亮点而已。
以后，我调往诗刊社的目的虽然未能达到，但经过不断努力，得以从最基层的县城中学调到张家口市的高等专科学校(张家口师专)，总算向前迈出了一小步。此后若干年来，虽不时在返京之际和《诗刊》故人有所往来，但和邵燕祥却无缘相逢。不过从报刊上时常见到他的名字，他的作品已不仅限于诗歌散文，更多地出现在杂文领域。他的杂文充满对现实生活的锐敏观察，对不合理现象的深入剖析，以犀利的文笔尖锐又有说服力地予以揭示和鞭辟，警人耳目，快人肺腑。随着一些杂文集的陆续问世，他已从诗人兼成了杂文家。我惊喜于他再次焕发创作青春，惊叹他的骄人才华得到纵情发挥，更仰慕他晚年的辉煌成就，心中默默为他祝福。
时光进入新世纪，人也进入耄耋之年，竟出于偶然的机缘我们重新建起了联系。缘由是，他的居所和我最要好的老同学邓可因家相距不远，他们在偶遇中成了朋友。当发现我是他们共同的朋友时，邓可因就在通信中把他的信息告知了我，并说他想向我了解当年诗歌组活动中有关诗歌讨论的情况，不知能否提供信息。我从保存的作协内部刊物《作家通讯》中找到了一篇关于那次讨论会的综述，复印后寄给他。他很快还赠给我一本回忆青少年时代在北京生活的《邵燕祥自述》。这本书读来十分亲切，因为其中所记的有些地点和事件同样勾起了我的少时回忆。比如，他曾在一所美国教会学校“汇文中学”读初中，而我也在这个教会(美以美会)办的另一所女中“慕贞中学”读书，两所学校应算兄妹(或姐弟)校。又如，他当时家住东单船板胡同西头，而我在慕贞上学时每天都要从船板胡同东头经过，只不知和他相遇过没有。我把这情况写在给他的回信中，我们的联系就此开始。我们重新会面是在2013年春节之后。我回北京去看望姐姐和一些老友，到邓可因家时也通知了邵燕祥，他立即和夫人谢文秀赶来相会。这年我们都已年逾八旬，从1953年相识已过去整整60年。一个甲子的友谊多么值得珍惜!但我们的话题没有放在数十年沧桑经历上，而是兴致勃勃地追忆起儿时在北京的生活，叙起了同乡之谊。有了这次会面，以后我每年回京探亲，几乎都要在邓可因家和他们夫妇相聚一次。他总会带给我出版的新书，而且多数都由他们夫妇热心做东，外出聚餐，也不忘留下珍贵的合影。
最感人的一次相聚是在2015年夏天。他们夫妻二人应友人之邀赴内蒙古鄂尔多斯游览归来，途经张家口，便决定留下来看望我。不巧的是，我恰恰到已经定居涿鹿县的两个女儿家中小住了。他们却不肯放弃，宁愿在张家口逗留一晚，也要坚持到涿鹿县来看我。于是第二天上午由我在张家口市工作的小女儿开车送他们来涿鹿。对这两位远道而来的嘉宾，我和女儿两家人自然要竭尽地主之谊，让他们在这里游览尽兴。涿鹿县城内没有多少可观赏的地方，下午小女儿开车带他们很快就绕遍了。唯一有名的景点是百里开外矾山镇附近的“黄帝城”。这里一带正是史书所载“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的遗址所在。近年才依照考古发掘出来的遗迹建成了这有历史价值的旅游点，吸引了无数中外游客来参观。我却一直没有去过，这次自然要抓住机会与他们同游。第二天上午，由我的大女婿带领，大家一同租车前往。黄帝城是在黄帝族人活动过的原址建造的，占地面积不小。走进景区大门，过了长长甬道，上了重重高台阶，才到达最高处的主体建筑“三祖堂”。里面设有黄帝、炎帝、蚩尤三位代表中华民族始祖的塑像，墙上绘有关于涿鹿之战等历史事件的壁画。我们请了一位导游，她一路上为我们讲解了许多有关“三祖”的历史背景，也讲解了壁画的内容，我们都听得津津有味。导游又引我们来到数百米之外的“黄帝泉”，这是一个有栏杆围绕的大而深的圆池子，据说是黄帝族饮水之处。奇特的是，此处水质清澈，冬不结冰，夏不生腐，久旱不竭。女儿好奇地取水试饮，果然甘冽无比。半日盘桓，十分尽兴，收获多多。下午我们便遵从邵氏夫妇的回家意愿，送他们登上直达北京的大巴车。回去后，邵燕祥不忘给我寄来了两本杂文集，我也把在黄帝城的合影从电脑邮箱里给他们转过去。以后我们通过邮箱联系便成了常态。这次同游黄帝城，我们不仅共同领略了悠久的三祖文化，见识了这远古遗留的史迹，还在这里留下了难得的合影和友谊的足迹。游览中我发现这对年过八旬的老夫妇依然步履矫健，神色奕奕，登台阶上山坡如履平地，精神和身体都不逊年轻人，让我既钦佩又感欣慰。事后邵夫人谢文秀常谦虚地表示这次来涿对女儿们的生活有所打扰，我却认为这是一段十分美好的记忆，他们那坚持不懈、跟踪造访的深情厚谊让我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