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燕祥小我三岁，算是小老弟，但他各方面都比我成熟得多。他从小即早熟：写作起点早，不满13岁就开始发表作品;投身革命早，14岁就参加党的外围组织“民青”;参加工作早，16岁就从华北大学来到中央广播电台工作;创作成名早，18岁即出版诗集《歌唱北京城》。总之，他的成长步伐似乎总是走在年龄前面，让我十分倾慕。我和他认识的时间虽长，但只有在诗歌活动中才有交集。几十年来，由于政治风云动荡，交集的机会并不多，归纳起来大致只有三个阶段：青年、中年、老年。前两个阶段比较短暂，到了老年时光我们的交往才算正式开始。
我们相识始于1953年。那时我刚参加工作，作为作协创委会诗歌组干事，负责组织在京诗人会员活动。这些成名的诗人大多在中年以上，年轻人很少。聚会中竟然出现一个有着娃娃脸学生模样的大男孩，显得十分突出，这就是年方20岁的邵燕祥。如此年轻就已经在诗歌界崭露头角，多么难得!记得有一次，我曾邀他同去东裱褙胡同的一处平房大院拜望老诗人肖三。肖三一见到他就惊奇地说：“邵燕祥原来这么年轻啊!”是啊，就是这个年轻人在众多老诗人中毫不逊色：他积极参与各项诗歌活动，在诗歌组的讨论会上积极发言;他的作品在《人民文学》《人民日报》多种报刊上频频出现;在诗歌组针对当前诗歌创作的讨论会上，他的作品也被提起引发重视。后来，当诗歌组干事会换届时，原本都由知名老诗人组成的干事会，把他作为新生力量的代表吸收进来，以期通过新老结合，活跃诗歌组的工作。的确，干事会里有了他这年轻的新人，不仅在制定计划时能提出新的思路，在具体操作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活动，是由诗歌组牵头组织的一场大型诗歌朗诵会。诗歌组当时和一些演员组成的朗诵群体合作，由我们从报刊和出版物中选出一批优秀的诗歌作品提供给他们，他们负责排练演出。朗诵会在一个大剧场举行，观众席中坐满业内人士，十分正规。我对组织这种大型活动毫无经验，感到手足无措。邵燕祥这时早早来到会场，以组织者的身份承担起该做的工作，从前台接纳观众，到后台安顿演员，安排演出事宜，都做到有条不紊。有了他做表率，我才有了信心。演出开始后，他又手握节目单坐在上场口，担当起催场员的工作：按照节目顺序，一个演员上场后，就通知下一个演员候场。看到他那忙忙碌碌的身影，我反而轻松了不少，感到放心又安心。有了他一丝不苟地把关，演出进行得很成功。通过这次合作，他给我的感觉仿佛不是小老弟，反而像个大哥;不像是领导班子成员，倒像是我的助手。使我感佩于他的成熟老练，感动于他的负责担当，感激于他的及时相助(近年我曾和他提起过这件事，他却毫无印象，可见对他来说这只不过是极其平常的小事而已)。
那些年他的创作处于鼎盛时期，他曾奔赴全国多地采访，作品中充满了对祖国建设成就的激情歌颂，对火热斗争生活的热爱和赞扬。1957年初《诗刊》创刊后，我担任编辑，和他就成了编辑和作者的关系。他也常有作品在《诗刊》发表。然而就在当年下半年，一场横扫全国文化界的风暴汹涌而来，无数知识精英惨遭劫难，他也未能幸免。自此，邵燕祥这位风华正茂、才华横溢的年轻诗人，正以全部热情和忠诚为祖国放声歌唱的时候，却被无情地扼住歌喉，打入另一世界。几年之后，我也因《诗刊》停刊，又为政治形势所迫，被放逐于边远塞外的小小县城，从此便与诗界隔绝，跨入另一领域。接着又遭遇十年浩劫，与诗界故人越隔越远，再无交集的机会。直至，春回大地，一切美好的事物逐渐复苏，生活中才又燃起新的希望。
1978年，复刊不久的诗刊社为了筹编建国三十年诗选，将我和另两位《诗刊》老编辑吴家瑾和许敏歧从天南地北借调回来。十多年隔绝之后重回诗界，仿佛从一场噩梦中苏醒，重新拾起遗忘的记忆，重续故人的情缘。邵燕祥那时虽已回归社会，恢复了在广播电视局的工作，但头上还有一顶隐形的“灰帽子”尚未去除(在他的《一个戴着灰帽子的人》里有详细叙述)，工作中被“另眼相看”，未能正式回归诗界。不过希望之星就在眼前，那时他已经和诗刊社建立了密切关系，时常来参加各项活动，于是我们又有了交集的机会。在重叙旧谊之际，我们发觉彼此虽历经波折磨难，仍然锐气未减，豪情依旧;虽已人到中年，仍然身手矫健，精神抖擞。大家都有一股为重获生机的祖国奉献余生的信心和干劲。有了这些同感共识，彼此的心仿佛又贴近了一层。大约为尽地主之谊吧，在一个周末，邵燕祥热情地邀请我和吴家瑾到他家做客。他家住在复兴门内广电局宿舍楼第十层，由于电梯不通，他有点抱歉地带我们爬楼梯上去。在他那不十分宽敞也比较简朴的房间里，我们聊得畅快而舒心。他的贤内助谢文秀和他同在广电局工作，也和他一样热情好客，为我们准备了满满一桌丰盛的菜肴。真不知她是花了多少时间下了多大功夫安排出来的，实在让我们过意不去。欢乐的时光过得很快，告别时已近傍晚，邵燕祥还要坚持送我们下楼。我们一再劝他不要为我们重爬这十层楼了，他却毫不在乎地表示反正已经习惯了，也算是一种锻炼吧。是啊，在他的坎坷经历中，又曾无所畏惧地攀爬过多少漫长的阶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