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川还以同样执着的精神写出《一个和八个》这样题材新奇独特又有思想艺术深度的作品。当时他曾把手稿拿到编辑部来给我们看，我的确被诗中传奇般的人物和故事所打动，劝他拿出来发表。他却说这只不过是个大胆的尝试，还需要广泛征求意见，不能急于发表。谁知即使没有发表，1959年还是和他那充满大胆想象的《望星空》一起成了被批判的靶子，从此沉睡了20多年，直至作者去世之后才得以见天日。
郭小川在艺术追求上蒙受了种种挫折和打击之后，他旺盛的创造力和进取精神并没有失落。此后他开始了长时期深入生活的“北战”和“南征”，写下了一系列歌唱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新时代的颂歌，诗中注入了一个革命战士和诗人热爱生活的澎湃激情。他有时回到北京，就来编辑部小坐。1962年夏天，他兴致勃勃地拿来新作《乡村大道》。我们作品组的同志认为这是一首富有哲理性和思想深度、形式也较新颖的好诗，他也表示这里蕴蓄了他丰富的思想感受，写的时候想了许许多多，虽然似还言犹未尽，但还是比较满意的。以后，他又接二连三送来《秋日谈心》《祝酒歌》等气势磅礴、充满生活和时代气息的作品。那些年，他差不多每年要出一部诗集。每逢新作出版，他总要送给诗刊社全体同志每人一本，在扉页上工整地写上“XX同志指正”。直到今天，我手头还存有他签名的好几本诗集，可作为宝贵的纪念了。
1965年，《诗刊》奉命停刊，编辑部人员四散。我也下放到作协当年的下放基地——河北涿鹿县，从此改行当了教师。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给文化界带来无穷的灾难，作家协会这个文化人云集的单位更是首当其冲，我自然也和作协的同志们断了联系。直到本世纪70年代初，我在回京探亲之际，有时见到作协和《诗刊》的老同志，才从他们那里断断续续听说过一些小川同志的消息。他先是和作协干部一起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在十分恶劣的条件下仍坚持创作，并争取机会尽可能为党的文艺事业多做工作。然而，他热情的歌喉又受到无情的扼制;以后，还是因为写诗，又被“四人帮”罗织罪名，重罹噩运。最后又从咸宁被“押送”到天津团泊洼干校劳动，中途经过北京还不许他回家看望。同时也听说他始终保持着乐观情绪，对生活和创作仍抱有坚定的信心。这些消息，令我慨叹，也使我感佩。
到了l975年秋天，我又一次回到北京时，听说他刚刚获得“解放”，回京休养。我立即和几位作协的老同志相邀去家中看他。阔别10多年，历经坎坷，他面容已明显憔悴而消瘦了，但精神仍然健旺，言谈仍是那样爽朗。多年来的不幸遭遇他并没有提起，也没有怨言。虽然工作还没有恢复，他却兴奋地谈起他的设想：他还打算下去深入生活，要以河南林县为生活基地，因为他曾采访过那里有名的红旗渠，他还要写关于红旗渠的长诗。谈话之间，他拿出在团泊洼干校写的《团泊洼的秋天》和《秋歌》的手稿给我们看。诗还是那样气势恢宏和富有战斗气息，正是他那永不低头、永不停步的战士气概写照。有些段落给我的印象很深：
战士自有战士的性格：不怕污蔑，不怕恫吓;
一切无情的打击，只会使人腰杆挺直，青春焕发。
是战士，绝不能放下武器，哪怕是一分钟;
要革命，绝不能止步不前，哪怕面对刀丛。
我们读了都很赞赏，认为这样的诗不发太可惜。他却笑着摇摇头，表示现在不能发，要放一放。的确，这样充满火药味的诗在当时还没有结束的政治气候下是绝不合时宜的。正如《团泊洼的秋天》末段所写：“不管怎样，且把这矛盾重重的诗篇埋在坝下，/它也许不合你秋天的季节，但到明春准会生根发芽。”诗人的预见是准确的，今天，它不但早已生根发芽，而且绿荫遍地了。
记不得我们畅谈了多久，只记得天将晚时我们告辞出来，小川硬要送到约半里外的汽车站，陪着我们等公共汽车，还热情地邀我们再来。有人打趣说：“小川同志，我们下次若再来，你就已经坐上小车了，还会步行来送我们吗?”小川开心地笑起来，回答什么已记不清了。但我知道，他从来不会忘记和慢待老朋友的;他的岗位不在小车里，而在人民中间。然而，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竟是我见到他的最后一面!1976年10月， 当粉碎“四人帮”的喜讯刚刚传来，还没来得及庆贺的时候，一场突发的意外竟使他过早离世。他那继续为祖国效力、为人民歌唱的宏大抱负便成了永久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