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想到我对恩师说的话，他已经看不到了，心里便拧着疼。
虽然他看不到了，但我想，他一直是知道的，知道学生对恩师的敬重、感恩，更包括欣赏、崇敬。这样想着，这些记录恩师谆谆教诲，记录我的求学历程的文字，还是应该落到纸上。
从2002年在内蒙古大学读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至今，时光已历20年。我在恩师马冀先生的目光里，一步步走来。这20年的时光过去，我们都刻在年轮里。在回忆里，人真正成为一个精神的存在。不管时空隔得多远，只要在心里印着，就一直存在。
2006年年初，呼和浩特的冬天。我和马老师一起走在回家的路上。那是在内大本部东边，大学东路开泰大酒店，和同学们一起吃完饭、喝完小酒后。我晃晃悠悠地问马老师：
马老师，您说我是考博还是考公务员?
马老师中午也就喝了二两，微笑着。他永远都是那样微笑待人，喝了酒以后眼神明亮，带着微醺的喜气。他眯着眼睛笑着看了我两眼，认真地说：
赵娜啊，你这个性格吧，太自由了，公务员的工作性质不适合你，一周也坚持不下来，你还是考博吧。
我又晃了晃，问先生：
您说的是真的?那我就只考博，不考公务员了?
对，考博吧，你能行。
从开泰大酒店到我们小区的路，大概也就一公里。那条路，我和马老师一起走过多次。读硕士那三年，我们22个非典时期一起考上的硕士生，师从马冀先生、郎宝如先生、杨新民先生、高建新先生四大导师。三年时间，我们浸润在古典文学的诗经风雅、魏晋风度、唐宋诗情、明清传奇里。每每想起当年的种种任性，便一定会想到先生们醇厚宽容的儒道之风。那时候我住的房子和马老师家紧挨着，是同一个小区并列的两幢楼。马老师身材不算高大，脸上永远春风和煦。在学生眼里他不算太严厉，只要有所求，必有所应。马老师斩钉截铁的叮嘱，给我吃了定心丸，引导我开启了求学的新阶段。
其实在读研之前，马老师就已经开始指导我。大四上半年，先生正给我们上着《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研究》。学院当时要面试具有推荐免试研究生资格的同学，我战战兢兢接受面试。后来获得推免研究生资格，拜在马老师名下。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就在马老师指导下完成，以他主编的中国古代乡情诗选为基础，研究思乡诗。那篇论文一万多字，题目是《一轮明月，千载乡情》，我梳理了思乡诗中的明月意象。当时还是手抄稿，我拿到马老师帮我修改的论文，看到很多批注于行间稿边，拿回去修改几次，才最终定稿。
十九年后这个深夜，惊闻先生病逝于北京。我呆呆望着窗外，五月十四的月亮高悬天宇。不由想起白居易的《江楼闻砧》：“江人授衣晚，十月始闻砧。一夕高楼月，万里故园心。”
我在南京，和先生相距1000公里。由于新冠疫情，这一年来没有去探望先生，最后亦不能去送别。先生和我，都远离故园，然而先生留给我们的，是一个永在的古典文学精神故园。
明月何灼灼，照我痛别恩师!
想到三年前我离开呼和浩特之前，和导师同学们的离别宴。最初要调动的时候，想的是到南方去，换一个城市生活。而真到了要离开内蒙古大学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在内蒙古大学从上学到任教长达20年，根已经深扎在这片土地上。走得再远，也是内蒙古大学栽培出来的苗，内蒙古大学是我的学术之根、教学之根。读研那些年，我们古代文学专业的导师们和同学们，课堂上学习古典文学，课堂下诗酒唱和。我们跟着老师学习做事做人做学问，来来往往之间，亲如一家人。三年前的离别宴也是谢师宴，在内大桃李湖宾馆一楼大厅的蒙古包里，马冀先生、郎宝如先生和师母、杨新民先生，和几位铁杆同学，团团围坐。翻开那天的相片，马老师时而开怀大笑，时而认真听大家说话。我要离开呼市到南京，马老师心里自然有遗憾，但也为我高兴。那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只记得先生手有点发抖，酒过三巡后，正是过了微醺喝到兴奋的阶段，谈兴浓厚，满座笑声。
2016年春天，我接到马老师电话，先生让我随他参加昭君文化研究会的活动。先生作为大学教授，研究成果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任内蒙古政协委员20年，内蒙古政府参事8年。先生的学术研究主要在两大领域：一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包括诗词、传记文学研究;另一类是带有文史综合性质的地域民族文化研究，主要聚焦在王昭君及昭君文化、成吉思汗传记、长城文化等领域。马老师任呼和浩特昭君文化研究会会长，带我参加活动，用意明显，是希望我继续他的昭君文化研究。当时研究会发布征集昭君诗歌大赛，激发了我的兴趣。我把马老师和研究会诸位老师的研究著作，搬了足有二三十本到家，阅读分析，酝酿写作。
马老师生于河北新乐，在呼和浩特读高中，1963年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1968年毕业，1978年又考入内蒙古大学师资研究生班，1980年毕业留校。我也出生在河北，14岁到呼和浩特。与王昭君出塞虽然性质不同，但我们都有从中原到内蒙古生活的经历，对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不同都有体验。看历代咏昭君诗词，多从昭君和亲的命运悲剧、大汉王朝的懦弱落笔。但我生活在内蒙古地域游牧文化中，感受到蒙古高原的辽阔、包容，以此心比彼心，遂准备写昭君接受命运，积极应对，最终爱上这片土地和人民，在草原大地获得新生的精神世界。而这也是读硕士期间，阅读马老师的文章所得的认识。他研究王昭君，突出和亲的积极作用。王昭君积极参与到匈奴的家园建设，得到游牧民族的敬重和纪念。读书期间，我们曾跟随马老师探访过昭君墓，走过黄河老牛湾。我反复体会，想象王昭君的人生，获得灵感，写成小长诗《我梦见无边无际的草原》。从晚年王昭君回忆的视角，写出了北方大地对王昭君的呼唤，王昭君对两任匈奴单于的感情，对匈奴牧民的悲悯，塑造了胸怀苍生的王昭君形象。那年我穿着红色蒙古袍，和刘晓宁老师在呼和浩特电视台朗诵这首诗。当时马老师便坐在台下，连连点头称道。那一场诗与史的碰撞，是在马老师的呼唤下诞生的。
马老师的用意我没有完成，马老师的期冀我未能实现，没有成为昭君文化研究者。但他对我这个天马行空的学生，没有指责。去家里拜访，和颜悦色地说：知道你的学术兴趣不在于此，你就好好继续你的创作和文学批评之路吧，还是那句话，做你喜欢和擅长的事，老师就高兴。
恩师在内蒙古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任教近四十年，从事古典文学教学和研究，培养本科生数十届、硕士研究生数十人。先生为人温和谦逊，对我，也有特别严厉的时刻。那是在2008年11月左右，我生了女儿大概五个月，在家里边哺乳边写博士论文。有一篇论文投稿到《内蒙古大学学报》，学报编辑发来专家审稿意见，有好几处需要修改。编辑说，是你导师马老师提的意见，你可以找马老师商量一下。我当时正手忙脚乱、“压力山大”，家里婴儿嗷嗷待哺，那边博士论文必须按时完成，这篇论文又必须要尽快发表出来。一听说是马老师审稿，我就只有一个想法，我去求求他，别让我改了，实在改不下去了。
我们那时是比邻而居，我硬着头皮上门，坐在客厅沙发上。他家的户型和我家都一样。他当时并不知道我身心经历着怎样的煎熬，拿着我的论文打印稿娓娓道来。论文题目是《<宋诗钞>与清初宋诗风的兴起》，在对清代抄本的文献考证基础上，论述清初诗风的流变。它的价值就在于对文献的考辨，而马老师提出的正是其中考辨不清、逻辑不明之处。他有点着急，说你这个材料基本已经够了，思路框架都没有问题，就是这两三处，你要把逻辑理顺，再仔细研究一下材料，一定能梳理清楚，这不是你做不到的事，要相信自己。我打定了主意去求他别让我改了，可他帮我想了好多具体的思路和方法，他的苦口婆心，使我的真实想法没敢说出口。后来又放了一段时间，经过几次三番的梳理，在某一天突然就论述清楚了。那天，自己都不敢相信，原来考据和义理是这样密不可分。修改前后，这篇论文有了质的飞跃。没有想到的是，那期《内蒙古大学学报》，把这样一篇考证类的论文放在了首篇。这也是目前为止，我唯一一篇上学术期刊首篇的文章。这篇文章，真正是在恩师的耳提面命下完成的。
我喜欢文学，从单纯的喜欢到一个专业研究者，经过了漫长的训练。一路走来，都在恩师的敦促之下。
先生一生做着自己喜欢的事，内心富足。他临终自述：“我有幸考入名校南开大学，虽然遇到一场风暴，耽误了大好青春，但后半生能够在内蒙古大学任教，从事喜爱的古代文学教学、科研工作，何其幸福。我一生秉持认真踏实，经世致用原则，认认真真教书，踏踏实实做学问，努力用知识服务社会。所著《王昭君及昭君文化》《成吉思汗评传》《昭君文化研究》等受到社会高度评价。我还担任政协委员二十年、政府参事八年，也是人生幸事。”
看到这段话，恩师的笑容好像就在眼前。他在课堂上，讲《诗经》《史记》《西游记》，兴味盎然;在生活中为人恬淡、和善，有谦谦君子之风;我还曾见过他和儿子幽默地聊天，父子之情融融。他热爱内蒙古大学汉语言文学系，热爱教学，热爱终生从事的学术研究。这份浓浓的爱流露在字里行间。
阴历5月16日的明月，比往常大了好多。这几天，晚上会突然醒来，回忆恩师。我曾经和他住在同一个院子，我在那里住了八年。巧合的是，十几年前，我到他青城公园南门的家拜访，发现竟然和我父母家一墙之隔。小区改造后他们住进了高层楼房，至今我父母家有一扇西窗，抬头几乎可以看到他家的窗。
师母性格开朗热情，读书的时候也常见到。他们近几年半年住在海南，半年回呼和浩特。一回到呼市就有各路朋友邀请，我们请他经常要约好几次。几年前去家里探望，摆着北京上班的大儿子一家的照片，马老师高兴地向我们介绍，尽显天伦之乐。先生生病这一年来，一直在北京治疗，和家人一起。我们就没有机会见面。
不能前去送别恩师，心底回忆着过往的点点滴滴。我们和师母约好，假期回去探望。
站在窗口，对着空中一轮明月。恩师的一生，从南开中文系到内蒙古大学汉语系，是在中国古典文学浸润下的人生。“一夕高楼月，万里故园心。”(﹝唐﹞白居易《江楼闻砧(江州作)》)他给我们传递的文学之光，正如这一轮明月的清辉，永远映照着全国各地的学生游子们。
明月出高楼，清辉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