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我们相识60多年来几段交往中的友谊，可以说：青年时代因诗结缘，在工作接触中的友谊单纯而质朴;中年时期劫后重逢，历经世事沧桑和生活颠簸后，友谊显得深沉而厚重;老年阶段生活安定，旧谊再续，这经过岁月淘洗沉淀的友谊恰似陈年老酒，甘醇浓郁，品来顿觉齿颊留香，余味无穷。但期此酒愈陈愈浓，品之不尽，绵绵不绝。
补记: 这篇文章是2020年3月份写成的，8月1日本文主角邵燕祥竟猝然离世!至此，20世纪50年代我结识的诗人中，这位最年轻唯一健在的诗人也离我而去了。幸而他建议我写的与诗人们交往的文字(包括写他自己的这篇)已经完成，经他过目并首肯，庶几无憾了。如今此文已成悼文，再加悼诗一首表我心迹吧。
悼燕祥
识君方弱冠，才富情亦酣。
颂党歌喉展，时乖厄运连。
丹心终未改，坎坷志弥坚。
才智与时进，诗文并争妍。
慧心明真伪，直笔判忠奸。
慕君老益壮，豪勇胜当年。
友谊如陈酿，岁久更醇甘。
且喜同增寿，噩耗震心弦:
梦中西游去，无感亦无牵。
长遗生者憾，哀思正绵绵。
2020年8月
郭小川
最早听说郭小川，是上世纪50年代初期他用“马铁丁”的笔名发表《投入火热的斗争》《向困难进军》那些激情澎湃的诗篇时。那时我分配到作家协会不久，在创作委员会诗歌组当干事，负责了解全国诗歌创作情况。在通读了各报刊上所有的诗之后，郭小川那种马雅可夫斯基式的政治抒情诗特别引人注目也激动人心。后来，他调来作协任党组副书记，我才知道这位早已闻名的诗人原来年纪不大，只有三十多岁，一副和善的面孔，说话不紧不慢，给人亲切温和的印象。这时我和他的工作接触不多，还不很熟。
1957年《诗刊》创刊，我成了《诗刊》编辑。郭小川那时是作协秘书长，又是《诗刊》编委，和诗刊社的关系自然就密切起来。他的办公室和我们编辑部斜对门，他一有空就来“串门”，不仅谈工作、谈诗，也谈生活、谈心;不仅和《诗刊》领导臧克家、徐迟及老编辑们交谈，对我这新上任的年青编辑和做编务工作的同志也一视同仁，无所不谈。很快的，他就和编辑部全体同志成了朋友。
那时，小川同志在工作之余仍致力于创作。他已不满足于写一般的鼓动口号式的政治抒情诗，而是努力从题材内容到形式风格进行着多方面的探索，写出《深深的山谷》和《白雪的赞歌》这两首可称之为姐妹篇的长篇叙事诗。两首诗的主人公都是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女战士，都是写她们成功地经受住战争和爱情的双重考验成长为坚强革命者的故事。然而，小川与众不同的是，他刻划人物不是停留在表面简单化的描摹，而是重在揭示人物内心深处细腻复杂的思想感情变化，使人物形象更加真实可信;不但敢于闯爱情禁区，而且敢于探寻知识分子的心灵隐秘，这在当时是要冒一定风险的，是需要有对艺术的执着追求和献身精神的。正因为如此，他在写《白雪的赞歌》时，显得十分慎重也十分执迷。那一阵子，他几乎每天都要来编辑部，谈他的想法他的构思，而且几乎每写出一部分初稿，都拿来征求大家的意见。记得他说过，单是给主人公起名字就经过反复认真地考虑，最后定为“于植”，是从暗示其品质纯洁可以“植于雪”的寓意而来的。对他的这部作品，我们都很感兴趣，并且真诚坦率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其中，大家最关注、讨论最多、修改次数也最多的是当主人公的丈夫在战场上失踪之后，和给自己儿子看病的医生间那若即若离、朦胧隐晦的感情描写部分。这也是全诗最难处理的环节，难就难在既要接触到人物心灵中最难捉摸的隐秘角落，又不能伤害人物的完美形象;既要表明他们也是有血有肉的凡人，又要颂扬他们勇于战胜自我的可贵人品。起初作者交代于植和医生的关系和感情时用笔较多，也较显露，听了我们的意见后他下了很大功夫修改，我们也一再帮他推敲琢磨。尤其关键的一处是：当于植发现医生不辞而别之后，突然产生一种感情上的失落和痛苦，致使她察觉自己和医生间的感情“已不限于友谊”。在这个地方经过了三四次的修改，才写成情理表达较自然而含蓄的定稿。其中包括把原来肯定的语气改为不十分确定的反问句“难道对他的感情已不限于友谊”这样细致的改动，小川同志对这次修改的艰苦曾感叹地说：“如果能在什么地方轻轻一点，既把问题点透又不露骨就好了，找到这一点实在不容易啊!”然而，即使经过这样精细的推敲，这首诗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还是没有逃脱被批判的命运。而这受批判之点恰恰是小川对艺术的顽强探索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