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柳青的眼光，一个作家的眼光。他关注的是两位作家和诗人的生活环境、生活态度和精神世界，特别是他们为什么而写、写什么。
同去苏联访问的作家、柳青的好友马加回忆说：“柳青从苏联回来，眼光放远了，想写大的、长的、深一些的作品了。”
马加说柳青：“他在解放区时，是一个土包子，到莫斯科一下火车，有一些他早已知名的大作家来欢迎，相较之下，觉得自己不行，要下功夫写出好作品。
“过去中国没奖励作品的制度，苏联早就有了。
“在苏联，他了解社会主义，看工厂和工人，到集体农庄，看到苏联的工人生活很好，觉得这不是‘资产阶级’。看过苏联那样的生活状况，柳青回来以后决心下农村写自己的作品。
“在苏联，他说有两个计划：一是到陕西农村写当时的现实生活;二是写陕北革命斗争历史。问我的意见。我说先去生活，写现实生活，因为生活不能再现了。”(笔者所存《刘可风采访录》未刊稿，《1983年6月：马加》。)
三
柳青这次出国访问苏联，还有一段逸闻，一般资料皆无记载。
据崔皓(早先是长安县农村业余作者，后任长安县基层文化干部)个人收集整理的《悼柳青》文集《“批判”柳青会议记录(节选)》(崔皓毛笔手抄稿。原稿未注明“批判”时间，崔皓回忆是1967年3月至5月期间某一日。崔皓后送笔者研究用)所载：
(第一位问者)问：交待你和肖洛霍夫的关系?
柳青：五一年，在苏联，我执笔和孙犁、康濯、马加联名给肖写过信，信底稿遗失了。五五年底给苏联报纸《文学报》《文艺报》写过文章《中国热火朝天》。五三年给苏联报纸《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写过一篇文章，给共产党情报局(邢注：全称为“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该机构是一九四七年九月在波兰华沙举行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苏联、法国、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南斯拉夫等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通过成立的。其主要目的是加强各党之间的联系及交流经验，并在必要时在相互协议的基础上，使各党协调行动。一九五六年四月宣布停止活动。其机关报是《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写的是长安王莽的事，成立农业合作化的情况。给《真理报》也写过，交给陈企霞，他压到十三号后没有发表。后我寄回《人民日报》发表了，题目是《我到苏联的感想》。
(第二位问者)问：第一次出国后，为什么以后通报不让你出国了?
柳青：出国后，和陈企霞吵过架。我爱喝水，小便次数多，要站队，陈说我丢了中国人。后和工厂工人谈话，问生产橡胶情况，陈不让给我翻译，我认为丢了我的人，因而就和他吵。
关于和陈企霞吵架事，作家草明也讲过：“他(柳青)从苏联回来，对我讲了在苏情况，很气愤。主要是对陈荒煤、陈企霞等人。陈荒煤是鲁艺的，对我们本来就疏远。陈企霞一心跟丁玲，那一段最霸道，他们欺负柳青，觉得他土。我记得，他(柳青)说，在苏联，他们连上厕所也要争，闹意见。他(柳青)反感这伙人。”(笔者所存《刘可风采访录》未刊稿，《1983年2月22日，北京：草明》。)
第二位问者，是当时中国作协西安分会一位有身份的人，她能提出“为什么以后通报不让你出国了”这个问题，显然她是看过或是从有关方面获悉有这么一个“通报”。
从柳青的这个答问以及提问中，我们至少获得四个信息：一是去苏联期间，柳青和孙犁等人联名给肖洛霍夫写过信，柳青执笔;二是柳青回国后还给苏联报纸写过文章;三是他和陈企霞因为互相认为的“丢人”事而吵架。陈企霞当时是中国作家访苏代表团秘书长，应该负责协调和对外联络诸事宜。两人都有个性，也都爱面子，怕“丢人”。陈企霞怕“丢人”是为“中国人”考虑，柳青嫌“丢人”是考虑个人。两件所谓“丢人”的事，现在看来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陈企霞因为柳青站队(应该是人多排队)尿尿多而批评柳青，并能把这等小事上升到“丢了中国人”的高度，今天看来可能令人匪夷所思，但若能回到当年那个时代环境中去理解，“苏联老大哥”对刚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何等重要，作为秘书长的陈企霞“上纲上线”似也能多少理解。然而柳青出访，作为代表团成员要了解苏方工厂的橡胶生产情况，语言不通，需要翻译，本是正当要求，陈企霞居然“不让给”翻译，涉嫌权力滥用至少是“不作为”——应该也是意气用事，从而让柳青觉得“丢人”，现场尴尬肯定是有的。自古而来，“士可杀不可辱”，这样，柳青与陈企霞“吵”，也能理解。问题是，是当场吵，还是私下吵，“吵”到何种程度，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