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写了他住的莫斯科饭店每天给他收拾房间的“一个六十六岁的老太太”，他开始以为这是一个“无依无靠的老人”，后来“藉着铅笔、手势加上我懂得的一点俄文单字，谈清了来由，原来她是一个幸福家庭的长者”(由此亦可见柳青的俄文水平。柳青档案中，他填写的“履历表”写“略识俄文”。柳青1937年11月考入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商学系，入原国立北平大学俄文先修班学习至1938年4月，前后学习俄文约半年时间)。“她有两个儿子：一个在上次大战中牺牲了;另一个带着媳妇和孩子们在西伯利亚做工程师。她因为不喜欢那里的气候，留在莫斯科。在莫斯科她也不孤独：大女儿在被服厂做工，女婿在十年制学校当教员;二女儿是大学生，连一个卢布也不需要家里给。她本人每月有一百五十卢布的养老金……”柳青想着老人大约是因为嫌收入少才出来做工，老人却说：“因为我能做工。我在这里做工已经十五年了。”
柳青的关注由服务员老太太又关注到“在苏联一出门，就看见许多许多这样的老太太。她们在大街的人行道上扫雪，在建筑物的入口处管理寄存的大衣，在托儿所里看孩子，在各种商店里卖东西……她们的神情和莫斯科饭店的那个老太太一样愉快，她们是把工作和劳动当作一种享受”。柳青的关注由老太太又转向老头。“我好几次在大剧院里看舞剧，都被头发苍白的老音乐家所感动。”他写的是一个音乐指挥。“说明书在他的名字前面印着‘人民艺术家’的光荣头衔，他一出现，池座里和七八层包厢的观众掌声如雷，但是他谦逊地向大家一鞠躬”，“为芭蕾舞指挥四五个钟头的音乐。我从他的动作中看到这样一种劲头：他对人民已经有了很大贡献，但他并感觉不到他有贡献，而依然热爱着这种长时间的肉体劳动”。
柳青谈他的观感和认识：“我过去时常听说苏联人工作的报酬很高，我去过苏联以后得到的印象也的确是高，因为这标志着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富。但是我的完全的印象却是：工作的报酬不仅仅拿卢布来计算，荣誉——到处都讲荣誉，而不大讲卢布。”在访问格鲁吉亚一家农民时，柳青写道：“他家有三个社会主义劳动英雄，丈夫、妻子和他们的女儿。一年收入九万零五百六十二卢布，领到的谷物还不算。一个人生活过得很好每月也只需要六百卢布。我们研究过他们怎样才能把他们的收入花掉呢?”
访苏期间，代表团晚上的活动经常安排看话剧、歌剧和舞剧等演出，有很多名声赫赫的演员登台演出，但柳青的笔下都没有提。白天也参观不少博物馆、美术馆以及名胜等，但是柳青的文字却没有记下这些活动的印象，普通人是生活的主体，柳青笔下更多关心的是普通人特别是劳动者，关心他们的生活、工作以及收入这样的具体而微的东西。
另外，柳青还以较多的笔墨写了他参观托尔斯泰故居和旧居的观感。
我参观雅斯那雅·波利雅那的托尔斯泰故居，深深地被这个老人的言行一致的生活态度所感动。他的太太在楼上过贵族生活，他在楼下他父亲的仓房里写《战争与和平》。他把仓房的铁窗子改为木窗子，把潮湿的石地板改为木地板。南半面的四个挂东西的铁环取不下来，他就拴上绳索锻炼身体。很显然，像《战争与和平》这样的巨著，光有天才而无“从事紧张的、非常的劳动”的精神，是不可能完成的。我参观过托翁冬天在莫斯科的故居，在楼上的正房里他的太太接待她的贵族访客。这正房旁边有一条狭窄的走廊通到一个拐角的小房间，在这里托翁接待来访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正好像一幢房里住的两家人家。这走廊是托翁开辟的，因为他的客人嫌经过太太的房间不方便。这个俄罗斯的伟大作家在一九〇五年十月十八日写给朋友的信里重复他的思想说：“凡增进或可能增进人民福利的一切，都让我感到快乐;凡一切缺乏这个主要目标和使别人忘记这个主要目标的人们，我都不能同情他们。”老人因为不堪雅斯那雅·波利雅那“有毒的”生活，厌弃“无理性的奢侈”而出走，死在一个小车站上。(《我们访问了苏联》，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11月版，第28-29页。)
柳青还写了他参观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生前住的小屋”的观感，他写道，因为“十月革命以后新生的苏维埃国家经济困难”，“政府给了这位大诗人一个小房，家具还要他置备”，“但是就在这个小房子里，马雅可夫斯基给世界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他动感情地说，“我参观的时候完全被一种高贵的生活气息所笼罩，好像诗人并没有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