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的“个体化理解”“穿越”生活世界、观念世界和文学世界，创造出了以贾宝玉为中心的“红楼世界”，这个“个体化世界”不同于生活世界、既定的观念世界，也不同于其他的文学世界，这就是经典的独创性。那么“红楼世界”背后的“个体化理解”是什么?
《红楼梦》中一些男人甚至女人都嘲笑贾宝玉，就是儒家伦理文化对于自然人性或本能欲望的排挤、压抑或扭曲。随着人的成长，本能欲望地遭遇伦理文化，如果伦理文化否定自然生命欲望，自然生命欲望与伦理文化规范发生冲突时，通常会有这五种可能，一是因伦理文化的强力而轻视压抑生命欲望(贾政等)，二是表面重视伦理文化而实际是沉湎于生命欲望(贾琏、西门庆等)，三是无视伦理文化而放纵生命欲望(竹林七贤、光源氏等)，四是看透伦理文化而放弃生命欲望(甄士隐、柳湘莲等)，另一种是认清并尊重生命欲望的同时也理解并审视伦理文化。宝玉就是最后这种，所以他“好色”，这种对自然生命与伦理文化的双重审视正是《红楼梦》在思想上的独创——穿越功利伦理的“女尊”美学。
一、“女尊”美学与“女卑”伦理的冲突
“每一新的美学现实都为一个人明确着他的伦理现实。因为，美学是伦理学之母;‘好’与‘坏’的概念——首先是美学的概念，它们先于‘善’与‘恶’的范畴。”那么贾宝玉是什么新的美学现实明确着他的伦理现实呢?宝玉这样的“色鬼”对女性的好在于，她们不只是儒家伦理的功利之用，而是因为她们自身的女性特质而受到喜爱和怜惜。
贾宝玉从自然生命美丑好恶的选择喜欢女孩子开始，通过与伦理文化发生矛盾与冲突中，慢慢学会在具体的伦理环境中使她们少受伤害，至少不要因为自己的原因而受到伤害，尽可能地给予温暖、怜惜和保护。这个过程中，自然生命与伦理文化发生冲突，对于自然生命和伦理文化都有反思和质疑。撵茜雪、耻金钏、误踢袭人、跟晴雯怄气、与黛玉吵架等等就是这种对自然生命与伦理文化的双重质疑的例子。
自然生命的本然喜好有其合理美好良善的一面，但也有其不可捉摸多变凶险的一面。宝玉平时对女孩子异常温和，却因为一碗“枫露茶”大发雷霆，导致茜雪被撵。茜雪被撵之后作者没有正面写出宝玉的心理，但后来宝玉虽然与身边丫环也常有矛盾或冲突，拌嘴呕气的事时常发生，却再没有因此而导致丫环受罚或被撵的事发生，要说要吵关起门在自己院里说，不让外人或大人们知道。自然生命的喜好如果不考虑伦理文化因素，极有可能带来的是相反的结果。如果说茜雪的事是暗笔，那么金钏的事就很明了。因为宝玉爱与丫环打情骂俏随意调笑，导致金钏被罚而羞愤自尽，这事让他极为悔恨，虽不敢公开祭奠，每到祭日总不忘找个清静之地含泪忏悔焚香祷告，更重要的是再也没发生过这种随意调情之事，后来宝玉对平儿、香菱、鸳鸯、玉钏、彩云等表现出来的行为更多是怜惜和照顾，让旁人无可指摘。喜爱女孩的心是一样的，但考虑了伦理环境的行为方式，对女孩们造成的影响完全不同。由此可见，只按自然生命美丑好恶的随心所欲，很有可能给女孩们带来极大的伤害。
宝玉与女孩们朝夕相处，常在一起嬉戏玩耍，难免有时会产生矛盾和摩擦。与袭人、宝钗的矛盾往往因这两人的隐忍大度而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而晴雯、黛玉这两人口齿伶俐个性强，矛盾和摩擦往往升级为怄气争吵。这些争吵似乎是晴雯、黛玉先挑起来的，但真吵起来，女孩们又伤心痛哭，其原因一是女性生理和身体的花柳弱质，使其相较于男性在心理上更为敏感和脆弱。二是在男权文化大背景的阴影下，自视甚高的女性内心自重的渴望与其社会文化地位的弱势所造成的不甘和心理焦虑，往往会造成她们容易逞口角之能，一旦发生争吵和冲突，因为深层文化失语的原因，她们反而会更觉无力和委屈。黛玉和晴雯就是这一类型的人，心智才华不输于男人的女性沦为社会文化的奴隶，这种文化心理的原因更加重了女性身心的娇弱和感性。很多学者认为晴雯最有反抗精神，她不讨好巴结献媚主子，一方面固然与她自身个性有关，另一面也因为她有贾宝玉这样的主子而成就她的美名。“撕扇子作千金一笑”“金玉不足以喻其贵”等都是宝玉对她的宠爱与赞美。黛玉更是如此，她的才华、清高和小心眼，只有宝玉才能理解其珍贵价值。贾宝玉对这些形貌美丽、才华横溢、精神高贵而社会价值低、不得不从属男性文化的异性物种由天然的亲近喜爱到怜惜体贴，就是在“女尊”美学与“女卑”伦理的冲突与反思中完成的。
二、“女尊”形象对“女卑”现实的穿越
有独特的男人，也会有独特的女人，相较于其他三大名著对女性单一偏面的歪曲诋毁漠视，《红楼梦》中女性形象也与其他三部名著不同。《水浒》中的女人不是奸淫荡妇就是男人婆母夜叉，《三国》、《西游》中的女人不是权谋工具、尤物祸水就是妖魔神怪。英雄或男性世界里的女人基本上是歪曲的、否定的、负面的、不好的、妖魔化或概念化的，并且只起烘托、陪衬、点缀和背景的作用，要不就是可有可无的存在。西方古典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也是如此，《伊利亚特》中女人是物化的，是英雄们随意交换的战利品，美如女神的海伦是淫荡倒致战争的祸水;《神曲》中女人是神化的，贝阿特丽采代表上帝，因概念化而显苍白;《哈姆莱特》、《浮士德》中女人的美与堕落、脆弱紧密相连，最后发疯而死。女性美即淫荡和罪恶，不好即女性。 加拿大女性主义批评家玛格丽特·阿特伍特在《自相矛盾和进退两难：妇女作为作家》中谴责文学艺术评论界的有个公式：不好=女性。看到不好的作品，就说是“女人气”，看到不好的绘画，就说是“女画家”。这种偏执连恩格斯也有，他论述十八世纪德国散文时就用“女人气”来否定批判。玛格丽特竭力翻案，谋求建立新的公式：好=女性。却不知曹早就翻过了，《红楼梦》恰恰确定了“好=女子”的公式。“女人气”在《红》中是宝玉喜爱、倾慕、赞叹和崇拜的。《红楼梦》第一次把女子写得既美好又丰富，美好到男性在她们面前自惭形秽。宝玉摔玉时说：“什么罕物，人的高低不识，还说灵不灵呢!我也不要这劳什子。……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单我有，我说没趣，如今来了这个神仙似的妹妹也没有，可知这不是个好东西。”宝玉自觉女子比自己美好尊贵，所以什么都要与姐姐妹妹们一样才好，姐妹们都没有的多半不是什么好东西，自己也不该有。“人类文学史上，还没有一个作家如此自觉如此紧密地把‘好’和女性融化为一体”，古今中外文章典籍诗词歌赋中虽均有女性，但自觉确立“好=女子”模式的是曹的《红楼梦》。
而且曹在“好=女子”模式下写出了“人性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女性有无穷的差异，女人气更有无数的种类”。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妙玉、王熙凤、秦可卿、袭人、晴雯、平儿、香菱、鸳鸯、司棋、小红、薛宝琴、邢岫烟……，千红万艳、鲜妍动人，且千红不同面、万艳不同腔，用宝玉的话来说：“老天，老天，你有多少精华灵秀，生出这些人上之人来!可知我‘井底之蛙’，成日家自说现在的这几个人是有一无二的，谁知不必远寻，就是本地风光，一个赛似一个，如今我又长了一层学问了，除了这几个，难道还有几个不成?”这些多姿多彩的女性丰富到男性自愧不如，“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宝玉对这些女性感羡追慕、爱不释手、叹为观止、流连忘返。
还要强调一点的是，如前所述，“女尊”的“女”不仅仅指少女或女性，而是指未受、不受或少受功利伦理文化影响，也包括男性。少女们还没完全纳入伦理文化中，她们青春生命的美丽与活力能自然显露，还有出嫁不久受影响还不大的少婦，如秦可卿等。曹雪芹非性别、非占有、非功利的情爱美学，对未受功利文化浸染的清纯之美的崇尚赞美，来源于曹雪芹对自然生命丰富性和伦理文化非人性的认识与反思，不是某个人或某些人坏，而是文化和制度的问题，这些别样的“个体化理解”创造了别样的红楼世界。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价：“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所叙有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这说的就是《红楼梦》对“人”的认识、观念、塑造及写法的独创。
《红楼梦》第一回空空道人与石头对话，空空道人说这故事既“无朝代年纪可考”，又“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我纵然抄去，也算不得一种奇书。”石头说：“我想历来野史的朝代，无非假借汉、唐的名色;莫如我这石头所记不借此套，只按自己的事体情理，反倒新鲜别致。……至于才子佳人等书，则又开口‘文君’，满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且终不能不涉淫滥。”曹雪芹借此谈到文学之独创，以及文学模式化、概念化之流弊。第五十四回《史太君破陈腐旧套》又借贾母之口批评模式化、类型化、公式化的文学创作，以及对文学虚构与现实真实关系的思考。
《红楼梦》创造了大观园“女尊男卑”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对男尊女卑现实的穿越。现实的功利文化决定了重男轻女的伦理现实，但《红楼梦》质疑现实伦理的功利无情，独创出非功利非占有非性别之爱的文学世界。这便是《红楼梦》成为经典中经典的原因，即其对现实生活、对文化观念、对既有文学的穿越的程度高于四大名著中的其他三部，即独创性程度更高，这使得《红楼梦》文学形象的个性风貌、心理层面、精神品格的多面性、复杂性以及圆融丰富性突破了观念、现实和文学传统。“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诗无达诂”，最优秀的文学作品因其“象”的独创性与丰富性而使之充满无穷意味和无限解读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