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鸡鸭名家》中，汪曾祺再次写到了“北乡”这个地方，并且同时出现了一个相对更为具体的地名：
母亲故世之后，父亲觉得很寂寞无聊。母亲葬在窑庄。窑庄有我们的一块地。这块地一直没有收成，沙性很重，种稻种麦，都不相宜，只能种一点豆子，长草。北乡这种瘦地很多，叫做“草田”。父亲想把它开辟成一个小小农场，试种果树、棉花。把庄房收回来，略事装修，他平日就住在那边，逢年过节才回家。我那时才六岁，由一个老奶妈带着，在舅舅家住。有时老奶妈送我到窑庄来住几天。我很少下乡，很喜欢到窑庄来。
汪曾祺对北乡的回忆，终于在窑庄这个地方有了具体的落脚点。作为他母亲坟茔所在的地方，这个村落所承载的情感是复杂的。它甚至有某种“密码”的性质，是打开汪曾祺与自己家族世界的一个重要地名。汪曾祺三岁的时候，生母杨氏去世，这个连具体名讳都没有留下的女人，给了他生命，也给了他与家庭的精神牵连。据后来汪曾祺向家人求证，杨氏应属“遵”字辈，生有汪巧纹、汪曾祺等姐弟妹三人。至于窑庄这个地方，如今也似乎遥不可查，只留下一些似是而非的记录。其庄名窑，当是与窑有关，东大街有窑巷口向北逶迤而去。询问当地人，此窑是石灰窑还是砖窑，也是分不清楚，但窑一定是有的——可见遗忘是一件很怕的事情。当年那么确切的一个地名终究抵不过时间的冷漠。1981年汪曾祺回乡期间，曾经在妹妹汪丽纹的指引下拜访过闫世俊老人。这位老先生曾因与汪菊生同有京剧之好而过从甚密，在汪家困难的时候，他还曾挺身而出。后来乡人姚维儒访故问旧，再经闫世俊回忆，草巷口、窑巷口等众多巷口大致皆往东北乡土地域而去，于是便有所谓的“北窑庄”——此地再往东北延伸扩展，便是当时东墩乡所在。北窑庄的地界应该属于东墩。北窑庄的土沙性重，汪曾祺的父亲想在此搞一个农场，而汪曾祺所说的北乡祖产“大概两千亩”的土地便在此处。汪菊生想在此种瓜也并非毫无来由的一时兴起，这大概是当地的一项“特色农业”。东墩这个地方，汪曾祺在《鉴赏家》中提道：
“四太爷，枇杷，白沙的!”
“四太爷，东墩的西瓜，三白!——这种三白瓜有点梨花香味，别处没有!”
在《故里三陈》中，东墩的瓜果再次被提及：
这时正是各种瓜果下来的时候，牛角酥、奶奶哼(一种很“面”的香瓜)、红瓤西瓜、三白西瓜、鸭梨、槟子、海棠、石榴，都已上市，瓜香果味，飘满一街。
汪菊生的父亲置办家业有两个途径：一是买地，二是置办产业。产业是祖传的行医卖药,买地便是北乡的草田。其范围两千亩当然也不止窑庄一处。据查访，东墩境内的庵赵庄也有汪曾祺及其姑父家的土地和佃户，所以，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汪家去庵赵庄避祸也并非毫无缘由。既有熟识的佃户在此，生活生计上也多少有个照应。因此，汪曾祺所说的“北乡”实指当时东墩乡所在，具体的地点主要指北窑庄和庵赵庄。汪菊生是读书人，也是医生，他到北窑庄打理田地当然是因为亡妻。据汪曾祺的妹妹汪丽纹回忆，汪家的祖坟主要在两处，一处在北窑庄，一处在当时的孙厂。以东大街而言，孙厂在东南方向的郊野，而北窑庄则是西北而去的村落。汪菊生与杨氏感情甚笃，在《我的父亲》中，汪曾祺回忆道：
我母亲死后，父亲给她糊了几箱子衣裳，单夹皮棉，四时不缺。他不知从哪里搜罗来各种颜色，砑出各种花样的纸。听我的大姑妈说，他糊的皮衣跟真的一样，能分出滩羊、灰鼠。这些衣服我没看见过，但他用剩的色纸，我见过。我们用来折“手工”。有一种纸，银灰色，正像当时时兴的“慕本缎子”。
汪曾祺母亲的家族杨氏一族在高邮城也是望族。汪母是大家闺秀，汪曾祺在《我的母亲》中回忆道：“我母亲是读过书的。她病倒之前每天还写一张大字。我曾在我父亲的画室里找出一摞母亲写的大字，字写得很清秀。”杨家多有名士，如杨芾。《高邮县志》载：杨芾，字若米，高邮杨家巷人，光绪十四年中举人，次年考中进士。历任兵部主事郎中，军机处章京(人称小军机)，得缺补任道台，是恭亲王奕䜣(咸丰帝之弟)的主要助手。汪曾祺的小说中，多有以杨家人为原型的人物，如《徙》里高北溟的老师谈甓渔，是由汪曾祺的曾外祖父谈人格与杨甓渔合二为一的形象;《名士与狐仙》中的杨渔隐，大有杨遵路与杨遵义两位名士的影子;《忧郁症》里又写了一位“杨六房的大小姐”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