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悲剧的过程
张驴儿安排给蔡婆婆的猪肚汤被不知情的张父喝下，中毒身亡。二人闹上官府，张驴儿诬告窦娥毒死他父亲。太守桃杌既贪且昏，断案主张“人是贱虫，不打不招”。窦娥在公堂上“挨千般打拷，万种凌遇，一杖下，一道血，一层皮”，被打得血肉横飞，依旧拒不招认，反而言辞激烈与桃杌针锋相对。桃杌改变主意，要拷打蔡婆婆。为了不连累婆婆受刑，她连忙招认：“住住住，休打我婆婆，情愿我招了罢?”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就是西方文艺理论中的“悲剧精神”。
在刑场，她满腔愤恨喷薄而出，对最神圣的鬼神发出否定与抗议：“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著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元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之后发下血溅白练、六月飞雪、大旱三年三桩誓愿，惊天动地。鲁迅曾经下过一个著名的定义：“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句话指出了悲剧的本质：通过“毁灭”的终极方式来肯定“人生有价值的东西”。被毁灭的价值越大，其悲剧性就越强，悲剧意义价值所在也就越大。窦娥刚烈倔强，在与封建黑暗势力作斗争的过程中，显现出惊天动地的精神力量。她的毁灭让观众感到悲愤、悲慨、悲痛、悲凉，显现出悲壮的美学价值。
三、悲剧的结尾
中国古典戏曲的创作心理偏好大团圆，这引起了一定的争议，甚至有论者因此认为，中国古代戏剧无悲剧。事实上，《窦娥冤》的结尾与其他古典剧本的大团圆结局是不同性质的，外甜而内苦，正是这一设计拔高了《窦娥冤》的悲剧内涵。剧本第四折，窦娥的父亲窦天章成为肃政廉访使，重回乡里“随处审囚刷卷，体察滥官污吏”。当他拿起文卷，看到“一起犯人窦娥，将药致死公公”，只看到与自己同姓，便想要避讳，“这是问结了的文书，不看它罢，将这文卷压在底下，别看一宗咱。”窦娥的鬼魂多次将自己的卷宗翻上来，窦天章又反复将卷宗压到底下。显然，他并不像自我剖白的那样“廉能清正，节操坚刚”。十六年过去，所谓廉察史依旧与桃杌之流一样昏庸无能，不能不说是整个社会的悲剧。
这一官场形色人物正是元代吏政的缩影。掌权者们将人性、良知、公道、正义玩弄于股掌，将社会搅弄得乌烟瘴气。在元朝统治者的高压政策下,人民不仅受残酷剥削,有的甚至丧失人权，生活不见天日。据《元典章·刑部》记载，大德七年(1303年)审理的冤狱达5176起，元代司法的乱序状况，可以想见。《中国通史》也有载：“终元一代，也没有编制完备的法典。在审判案件时，各级官吏没有明确的律文可循，只能检对格例办事。”这是窦娥的悲哀，也是时代的悲哀，是黑暗王国里市井小民难以挣脱的遮天巨网。它影射了元代大量无从昭雪的覆盆之冤，因为真实，所以触目惊心，成为让观众胆寒的悲剧作品。正如徐仲廉在《美学》所说：“悲剧力量的根本动因，在于它们表现的主题塑造的人物的时代价值。如果脱离了那个时代，就算是可以成为让人流泪的东西，却不能成为悲剧的艺术。
窦娥的鬼魂出现，向父亲陈述冤屈的时候，窦天章的第一反应是劈头盖脸地斥骂：“我当初将你嫁与他家呵，要你三从四德：三从者，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者，事公姑，敬夫主，和妯娌，睦街坊。今三从四德全无，铲地犯了十恶大罪。我窦家三辈无犯法之男，五世无再嫁之女;到今日你辱没祖宗世德，又连累我的清名。”窦天章对女儿毫无怜惜爱护之心，为窦娥洗刷冤屈更多的是不想连累自己清白的名声。这样的动机与传统“大团圆”故事的内涵背道而驰。窦娥身死而心不灭，化为鬼魂也要斗争到底，求得公道充满了悲恨力量。窦娥虽然最终翻案，但却没有死而复生，就表明此剧不可能圆满。正如乔治·斯坦纳在《悲剧的死亡》中所说：“在真正的悲剧中，地狱之门始终开着，罚入地狱是真正的罚入，悲剧人物无法逃避责任，补救总是来得太晚，在毁灭之前，总是以无可挽回的痛苦为代价，伤口无法治愈，受损的精神无可弥补。在悲剧的公理中，不可能有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