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抑的结果是反思和反叛，在对家族内“下人”和“上人”生活普遍痛苦的旁观和切身体验中，巴金实现了对“制度”的否定，虽然这种否定在当时还谈不上理性的自觉，却也显示了咄咄逼人的力量，从巴金童年生活经历来看，忏悔意识是生命意识和自由意识遭受压抑后的转换形式，当“生命”和“自由”这两个巴金最珍爱的东西得不到保障，势必要引起巴金对摧残他们的制度的怀疑、否定和谴责。但要达到忏悔意识的理性超越阶段，还必须突破最后一道心理障碍：爱与自由的矛盾。历来受到非议和误解的巴金对祖父的依恋和温情，正是这种矛盾心理的反映。这两个人，他们无法选择地形成了祖父和孙子、专制压迫的代表和家族的叛逆的对应关系，他们理应保持亲情。祖父是爱巴金的，但巴金无法回应祖父对他的爱，对祖父，巴金有的是惧怕和憎恨，因为祖父同时又是家族秩序的最高统治者，直接压制着巴金的自由意识，巴金太看重自由了，但他又不忍心撕裂血缘亲情，于是他选择了一个折中方案来解决爱与自由的矛盾，把制度和人一分为二，否定制度，承认亲情，最终在理性层次上实现了对封建家族制度的超越。
除了忏悔意识外，推动巴金走上叛逆道路的另一心理动力是青春激情。巴金从13岁失去父亲，到19岁理解出走，伴随着青春期的到来，巴金人格中的焦虑特质渐趋心境化，他一方面日夜为那些被旧的传统观念任意宰割的年轻生命而哭泣，另一方面，也为自己所遭受的精神压抑而悒郁不平，所以他必须逃离这个家。祖父的死使巴金获得了自由，他可以独立支配自己的行动，进新式学校，怀着朦胧的理想走向真正的人生。
二、文化制约着人类
五四运动发生的那一年巴金刚好15岁，到他1927年去法国的时候，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界基本上保持着五四氛围，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和扬弃。对外来文化的接纳和借鉴仍在进行着，在古今转型、东西碰撞的宏观文化背景下，青年巴金对旧质文化、异质文化和重铸中的新质文化，分别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对于传统文化，巴金是持激烈的否定态度的。这主要是着眼于其中所包含的封建主义毒素。另外，第一代作家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也直接影响着巴金的价值取向。当然，传统文化并不等于封建文化，而且前者的精华部分还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作家。
由于出身于官宦之家，从小就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巴金在道德理想和伦理观念的许多方面都服膺于传统意识，体现了文化的制约性。例如，他对两个叔叔种种丑行的鄙视，绝不仅仅是处于一般的是非标准，而是以传统文化中的理想人格为参照。理想人格的观念还体现在巴金把家族制度的衰败与人格堕落联系起来，不“修身”无以“齐家”，更枉谈“治国平天下”。
如果说传统文化培育了巴金的人格根底，使他由责己爱人走向家族和人格的忏悔，那么，五四新思潮则调动了他的心理能量，引发了他蓄积已久的青春激情，而且他的青春激情与时代激情立刻接轨。弘扬“个性”和“自我”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精神，在当时颇能迎合像巴金那样生长在旧家庭的青年的心，他们以“自我”为武器与家族抗衡，表现了人的觉醒。个人的觉醒程度必将受制于整体思想文化的发展进程。刚刚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巴金，怀着诚挚的人类理想和青年人的雄心，开始从事社会革命活动，参加社团、演戏、办报。五四新文化运动起初并没有把巴金推上文学的道路，因为对巴金来说，文学还不是他的第一需要，有比文学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青春和信仰，他要把青春激情为他人发散。可惜，巴金所从事的社会革命活动收效甚微，他只好另辟蹊径，远渡重阳去法国，准备攻读经济学，考察欧洲的社会运动。由于家庭经济的困窘和环境的限制，巴金的计划一一落空。这时的巴金正在经历心灵的痛苦：远离祖国和亲人的乡愁和孤寂感;旁观国内外血腥现实的内疚;眼见他最爱的大哥生命一天天委顿下去的痛苦……这一切像一团火烧灼着他的心，他必须借助纸笔宣泄痛苦。这样，在异国的土地上，催生了巴金的处女作《灭亡》。文学拯救了巴金，1928年巴金回国后，开始了自觉的文学创作生涯。巴金由政治转向文学的选择恰好暗示了近现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一体化的追求趋向。这正如巴金自己所说：“我是从探索人生出发走向文学道路。”文学观一旦形成，就对作家的创作起到统摄和整合作用，决定他创作的总体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