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艺术是社会的自传
巴金出生于20世纪初，写作生涯开始于20年代末，一直持续到90年代，如果加上写作的准备阶段，那么可以说他的文学活动横亘整个20世纪。在这个漫长的岁月里，中国社会经历了两次大的民族灾难，同时也唤起两度民族大觉醒。在启蒙和救亡交替变奏的乐曲中，始终保持着古老中国向现代中国演进的主旋律。民族的第一次大觉醒为巴金个人觉醒提供了契机，他睁开眼睛看到了充斥于旧家庭生活中的许多悲惨画面，听到了青年们的痛苦呻吟，这一切使他坐立不安，他不能无动于衷，被时代激情煽动起来的青年人的责任感和义务观念，使他勇敢地站出来，代家族忏悔，为上辈赎罪。他以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青年的身份加入了新文学的洪流，成为“热血青年的文学火炬”。因而，他的作品不是肤浅的青年的歌，而是与时代的主旋律相呼应的寻求新生的青春之歌。标志着第一次民族大觉醒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造就了巴金的青春型的文化品格，使他能够敏锐、迅速地感应社会历史的动荡变革，体味自身内在的痛苦和激情。
巴金作品的青春气息，使它非常顺利地进入发行传播领域。首先是处女作《灭亡》在《小说月报》上连载，时隔两年，1931年“激流三部曲”在《时报》上刊出的第一天，报纸上刊登大字标题，称巴金为“新文坛巨子”，巴金顿时声誉鹊起。不料，写作的成功却给巴金带来深深的痛苦，这首先来自主观方面的原因，巴金不是那种能够超然物外的作家，弥散性、心境化的激情特点，使他常常处于类似演员进入角色时的精神状态，和人物同生共死，备尝痛苦的煎熬。其次，从客观方面看，发生在传播中的负效应，也陷巴金于痛苦之中，造谣、误解、恶意的攻读、庸俗的捧场紧紧地包围着他。旧中国文坛上，文人相轻、捕风捉影的流言蜚语也自然不会放过一个新出名的作家。这一切迫使巴金去思考写作生活的意义，收入散文随笔集《生之忏悔》中的大部分篇章都是这时思考的产物。“生之忏悔”在巴金那里差不多等同于写作生活的忏悔，他痛悔、自责：“靠了写作，我只是给自己带来寂寞，带来苦痛，给人们也带来苦痛，带来不幸，我是误了人，误了自己。”[1]为了摆脱心灵的痛苦，巴金一次又一次地发誓要放弃写作生涯，又一次次被这个想法吓退回来。对巴金来说，舍此别无他途。使命感推着巴金在文学的道路上走下去。
从个性心理，所处文化形态和社会历史进程三个视角考察巴金创作个性成因之后，得出结论，巴金个性心理中潜隐着青春激情和忏悔意识的种子。经过中国现代文化这块苗圃的孕育，迎着中国现代社会的风风雨雨萌芽、生长。
参考文献：
[1]曹植芳等.巴金写作生涯[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249.
作者简介：
韩婷，女，辽宁海城人，沈阳开放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