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可以根据未读之人的情况构筑一本最合适的书。这本书与原来的书(老实说，谁知道是哪一本呢?)保持着脆弱的联系，但是它也尽可能地接近不同的内在书的会合点。”(同上，第141页)谈论一本未曾读过的书，并非撒谎，而是在尽可能准确地描述个人所体验到的东西而陈述一种主观的真理，既忠实于个人，又考虑到他人的处境。
四、“谈论自我。”
文学批评究竟是谈论客观的书，还是谈论主观的自我?这是个问题，多少批评家(包括艺术家)对此发表并坚持截然相反的意见。贝亚尔教授指出，英国作家王尔德视在社交界、批评界乃至学术界谈论没有读过的书为理所当然的行为——它由于消除了某种犯罪感、打开了一座虚拟图书馆而提供了一个“真正的创造空间”。王尔德是一个腹笥极厚的饱学之士，但是他不相信开卷有益，坚决地主张有所不读：“谁若能从现代混沌的名单中筛选出‘百本坏书’，这对青年一代将有真正和持久的好处。”(同上，第146页)贝亚尔教授不失时机地指出，坏书不限于百本，从阅读包含着真正的危险的角度看，应该警惕全部的书籍。“没有批评精神，就没有名副其实的艺术创造……这种选择的精神，这种舍弃的微妙的技巧，老实说，是批评才能的最有特色的形式之一，如果不具备这种才能就不能有任何艺术的创造。”(同上，第148页)有人说批评“毫无价值”，王尔德批驳说：
“人们有时指责他们没有读完要评的作品。显然，他们不读，至少他们不应该读。
……要辨别酒的质量和产地，根本不需要喝光一桶酒。一本书有无价值，只需半个小时就可很容易地确定。六分钟就够了，如果一个人对形式有直觉。为什么读一本枯燥无味的书呢?我想，只要尝一尝就够了，何止于够。”(同上，第148页)
王尔德指出的批评和艺术之间的复杂关系预示着对于阅读的真正的怀疑，他说：
“批评本身就是一门艺术。……实际上，批评既是创造的，又是独立的。”贝亚尔教授立刻指出，“独立”一词在这里至关重要，因为它使批评不再依附于创造，也就是说，批评摆脱了作品，“给予一本书的六分钟坚持了决定性的分离，使批评回归了自身，就是说，回归了它的孤独，但也很幸运，回归了它的创造的能力。……批评的唯一的、真正的对象不是作品，而是自我。”(同上，第151页)许多现代的作品不值得关注，过于专注的阅读(包括阅读经典的作品)忽略自我而丧失创造的能力。他说：“为了批评而深入作品，有失去最自我的东西的风险，可能对作品有好处，但对自我有害处。”为了表现自我，必须通过书的阅读，但是无论怎样，阅读只是路径而已，这是阅读的悖论。批评是灵魂的声音，该听的是自我，而不是“真实存在”的书——尽管它可以充当一时的动机——应该投入的是描写自我，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要偏离这个目的。贝亚尔教授说：“除了发现自我之外，关于没有读过的书的言说将我们置于创造过程的中心，因为它将我们引向这个过程的源头。它使我们看见正在诞生的创造主体，使实践这个自我与书分离的开始的时刻的主体活跃起来，读者终于摆脱了他人话语的重负，在自我身上发现了创造他自己的文本的力量，成为作家。”(同上，第155页)说到底，什么时候批评彻底摆脱了作品，什么时候批评就达到了它的理想的形式。
总之，各种不同的场合逼迫我们不得不谈论未曾读过的书，也逼迫我们接受由此而产生的心理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在于保持镇静的态度，而且也使我们对于书的关系发生“深刻的转化”：摆脱教育带给我们的种种禁忌，例如必须先读而后议论。不读而论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它能调动起来作品的可能性，分析作品所处的新的环境，注意他人及其反应，引起一种动人的叙述。不读而论的前提是摆脱作品的束缚，然后展开个人的想象力，贝亚尔教授说：“……在阅读和创造之间存在着一种二律背反，所有迷失在他人的作品之中的读者都有远离个人的世界的危险。如果不读而论是一种创造的形式的话，那么相反，创造意味着不要在书本上滞留。”(同上，第160页)所以，自己成为作品的创造者乃是学习不读而论的合乎逻辑的、合乎愿望的后果，这种创造在自我的征服中、在文化重负的摆脱中向前迈了一步。贝亚尔教授指出了一种广泛存在的现象：被尊重文本捆住了手脚，禁止改变文本，被迫牢记或知道它们所包含的内容，太多的大学生因此失去了消遣的内在动力，不知道怎样运用他们的想象力。他自己则决心走不读而论的道路：“根据这本书所提到的所有的理由，我将坚定地、从容地继续谈论我没有读过的书，而不被批评家们牵着鼻子走。”(同上，第1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