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迫使对方接受你的观点。”
书并不是固定之物，它随着人们的谈论而变化，尤其是当人们有能力强迫别人接受其观点的时候。巴尔扎克的小说《幻灭》对巴黎文学批评界的描绘具有典型的意义：吕西安·德·吕班泼莱是一个外省来巴黎打天下的青年，指望着出版一本诗集《长生菊》，新闻记者埃蒂安纳·罗斯多指点他巴黎文学界的门径，彻底摧毁了“神圣的批评”在他心中的位置。要写一篇书评，根本无须知道书的内容，只要看看书脊、封面、封底和目录，找几个语言上的错误，至多让情人读一读，给他讲一讲，一篇书评即可大功告成。出版商道利阿连吕西安的稿子都没有看，就拒绝了他，他为了报复，听从了罗斯多的建议，拿道利阿旗下的拿当开刀。于是，罗斯多告诉他批评这一行的诀窍：把一部作品的优点说成缺点，把一部杰作当作“愚蠢的傻话”，其功毕矣。他先写了一篇否定性的书评，把“观念的文学”与“形象的文学”对立起来，矛头直指拿当，将其说成是“模仿者”，只是具有“表面上的才能”，然后允诺下一篇文章再细谈，但是下一篇文章根本不见踪影。文章慢慢地转向，不再针对书的内容，而是针对书的作者，作者在文学中的地位决定了书的价值。果然，拿当中箭倒地，道利阿看也不看，就买下了吕西安的诗集《长生菊》。然而作者并不是吕西安的敌人，出版商才应该是他攻击的对象，于是罗斯多又怂恿他写一篇自我否定的文章，大大地赞扬了拿当一番，把矛头指向了出版商。正如罗斯多所说：“每一种观念都有它的反面和正面，任何人都不能肯定那一面是它的反面。在思想的领域内，一切都是双向的。贾努斯是批评的神话，天才的象征。”吕西安对此佩服得五体投地。巴尔扎克的小说《幻灭》把“虚拟图书馆”的特征写到了极致，在小说家的笔下，狭小的知识界只认作者的社会地位，也就是说，作者的地位或权力决定了作品的文学价值。这种对于传统观念的违反鼓励了不读而论的倾向，而且也支持了任意评价作品的可能性，一句话，作品不再存在。因此，贝亚尔教授说：“注意语境，就是记住一部作品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一件活动的东西，其活动性来源于周围织就的权力关系。”(同上，第130页)读者的意见也不见得可靠，吕西安对拿当的作品的看法就是一例。“同时承认文本的活动性和读者本人的活动性是一张主要的王牌，它可以给人以很大的自由来迫使他人接受其对于作品的观点。巴尔扎克的主人公证明了虚拟图书馆的极大的灵活性和它屈从于决心显露价值的已经读过的书或没有读过的书之要求的可能性，而不被所谓的读者的意见左右其认识的准确性。”(同上，第132页)
三、“创造新的书。”
书的价值随着作者的政治和文学地位在变，书的内容在交流中也在变，这种变化对于知道怎样从中获益的人来说变成了一种可能性，即他成为书的创造者。
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小说《我是猫》以猫为叙述者，书中的一个人物被叙述者称为“戴金丝眼镜的审美者”，他的乐趣之一是讲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猫的主人想成为画家，于是审美者给他讲了意大利画家安德列·德·萨尔托的理论，猫的主人照章行事，结果没有成为画家，审美者说：“我有时候讲一些笑话，而人有时候竟信以为真，这极大地提高了喜剧的美感。真有趣!”他还跟一个大学生说，尼古拉·尼考比建议吉朋不要用法文而要用英文出版他的《法国革命史》，而这位大学生确信不疑，广为传播。实际上，尼考比是一个虚构人物，他最早出现在小说中是在1838年，距离英国历史学家吉朋的逝世已近50年。还有一个故事更妙：在哈里逊的小说《斯泰法诺》中，女主人公的死使人“脊背发凉”，坐在我面前的先生从来不承认有他所不知的事情，对我说：“精彩至极!”我由此断定，他和我一样，根本没有读过这本书。猫的主人问，如果那人读了书怎么办?审美者神色淡定，回答说：“很简单，我就说我搞混了。”说罢大笑。不读的重要性在于我们很少有承认大量的记忆失常的风险，那只不过是屏幕书后面隐藏着内在书而已。贝亚尔教授指出，读过书的人和未读书的人的交流产生了一个“虚拟图书馆”，如果它的材料得到尊重的话，它是可以提供一种独特的创造的形式的。“这种创造可以由书在未读之人的反应中完成。它可以是个人的，也可以是集体的。